根据当时手头的钟鸣旦神父编的《徐家汇藏书楼明清间天主教文献》（五册，钟鸣旦、杜鼎克等编，台湾辅大神学院出版社，1996）和北大郑安德先生编的《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五册，郑安德编，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研究所

例如，许多身处绝症困境的人，凭借着对天主的信仰和信德，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在痛苦中寻找到安宁与慰藉，他们相信天主的旨意有着更深远的安排，这种信念支撑着他们度过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使他们的灵魂在苦难中得以升华

很神奇，我用我的方言陕西话，念天主经及圣母经的前半段，他用他的克罗底亚语念后半段，别的经文也一样。我们就这样配合默契地念完了一份玫瑰经，也到达了海边。

我也同样喜爱克纳佩茨布（Knappertsbusch）在1962年指挥的那场«Parsifal»（帕西法尔）。我们也该谈谈电影。

但是朝圣的各个教友，特别是三位年岁比较大的阿姨，都坚持到了最后，克服了种种困难和恐高心理，走过了这段惊心动魄的道路。

也是在那里，他遇到了他的太太若兰（Jo）女士。当时他们都只有24岁，天主的爱充满着他们，推动着他们寻找天主的旨意。他们和另一对夫妇决定住在一起过团体生活。

杨丽芬女士在挂满圣像的家中与朋友交谈问：中国教友对敬礼圣母特别热衷，你有什么感受呢？杨：的确，中国教友特别敬爱圣母，举两个例子。念玫瑰经，就像我的父亲，每天念很多，他说我不念玫瑰经干什么呀。

如你问我，假如我是英国萨里或修尔斯的修女士，我对当地的仁爱传教修女会工作有甚么看法。我想，那里的工作会比加尔各答、也门等地的工作困难得多。

这位了不起的女士，一生为移民服务，也成为移民的主保，她教导我们接纳、保护我们的弟兄姐妹，并帮助他们的发展和融入新的社会。

1987年5月，受北京辅仁师范大学校友会正式邀请，他到了北京，在那里他遇到了时任校友会会长王光美女士，从此开始了他长期在中国内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