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次发表的这篇文章，其实就是以2014年的研讨会为蓝本，同时再做进一步的文献梳理，比如我以当时的《申报》和其他的几份在华期间发表的报纸，勾勒了到底传教士在抗战期间都做了哪些人道主义工作？

2014年11月18-19日在石家庄由中国人民大学、香港原道学会和信德文化研究所举办的第四届“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作用及其影响”研讨会上，周守仁主教发表“耶稣会教育——开放、卓越、全人教育、为人和与人同行

除了发表言论、举行家庭大会之外，教宗并两次召集世界主教会议，来实际研讨家庭问题，好能以实际行动来协助家庭走成圣的道路。

要求凡订“信德”的教友，应认真学习查找圣经并按竞赛规则踊跃答题，借此竞赛的机会堂区掀起了一次深入学习研讨分享圣经的热潮。

1993年、1995年、1998年、和2001年，神哲学院四次召开董事会，对学院的管理、教学和学制进行了研讨，修订了章程、院规，制定了发展计划。

抚顺堂区每个主日天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全堂区共同读经，每个年度都开展两次大型的圣经研讨和圣经知识问答活动。重视家庭聚会点的读经和讲经，组织教友在将临期、四旬期抄写圣经。

据说，大约有3万来自国内的学生和学者在悉尼读书求学和工作，但在“认识今日中国教会”的研讨会上，我只见到了几个国内的朋友。

正如TCL公益基金会理事长魏雪在民间儿童收养研讨会上所说：孩子是父母的，也是国家、政府和社会的，国家和社会必须无条件地承担起养育这些弃婴的责任。教会正是出于这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感，建起了一座座孤儿院。

笔者在信德文化研究所主办的城市化与移民及牧民照顾研讨会上见到了安阳教区张银林神父，并惊异地获知，他家弟兄中张秋林、张银林和张予林都是神父，这在当今时代实属珍贵。

从2014年开始，信德同仁有幸应邀参与了第四、五、六届，研讨会旨在这个研讨会旨在为政界和学界及教界就教会与当代社会的关系提供一个研讨、交流平台，尝试回应当代社会和教会面对的现实及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