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种传统到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还保留着，即把人的思想、情感、对神的崇敬都溶入建筑中。听爷爷辈的人说村中原来建堂在建筑过程中，当时的神父把每天砌几层砖都规定好了，而且一丝不苟。

１９３９年９月，二战爆发后，军阀盛世才下令“教堂关闭、土地教产牲畜一律没收归公”，并将传教士全部押去迪化监禁，十八个月后释放，但逐出新江。

利氏之后的传教士们遵循他的传教方式，许多人终身为皇宫服务。与利玛窦同来北京的庞迪我曾随音乐家郭居静神父学过弹奏古钢琴，于是他便每天出入皇宫去给学习弹琴的太监们上音乐课。

兴之所至，于是我在校图书馆借了一本《圣方济各·沙勿略传》，以能更深入地了解一下这位让我们钦佩不已的传教士。　　　这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1948年6月，小玫瑰显现给她的母亲，说：“请把我的苦像给某一位将往中国去的传教士；我要在中国完成许多传教的事业。”同年十二月，小玫瑰又说：“我将在中国，在上海，要发显许多奇迹，感化许多罪人。”

咸丰十一年七月，由河间府及河间县钤印核准发给契约，“将此地给付主教郎以为习教民人永远租业，庶便建造天主堂及传教士住房、学房等项”。

但若和当年许多飘洋过海、舍生忘死地来中国传教的外国传教士们的传教热情和劲头相比，我们大多数的教友实在是应该感到汗颜和羞愧啊。知耻而后勇吧，现在追赶尚不为晚。

1951年，外国传教士驱逐出境，教堂的活动也随之停止，教堂被村委会占用，直到1983年才开始恢复活动，1999年教堂得到落实，归还教会，并开展正式的宗教活动，由代管的刘明剑神父举行了复堂典礼。

陈神父首先邀请大家怀着极其崇敬的心情静默片刻，为纪念在过去300年中建设南堂、在南堂举行圣事、辛勤福传的所有中外传教士，并与他们一起向天主献上我们卑微的感恩和祈祷。

关於福音转化的力量，教宗提出了诸多见证，其中一个发生在乌干达北部的冲突时期：一名传教士在弥撒中号召人们重复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话，人们由此得到莫大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