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正赶上秋季农忙季节，教友们都不管自家的地，都争先恐后的先帮这位弟兄种上小麦，充分表现了教会的爱和凝聚力。教外朋友看到后说：天主教会真是好，教友胜过亲兄弟。

这里庄稼多、工人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一位神父要管许多堂口，根本忙不过来，尤其是过大瞻礼，没有神父，教友们是什么心情？是十分难过的。

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呛肺，为尽快补充营养，在入院第三天我们同意医院为母亲通过鼻腔下胃管进食。

但宗教是新加坡较敏感的问题．因而政府在宗教事务管理上历来谨慎。早在60年代，李光耀政府就为宗教政策定下基调，即既发展又约束，这是李光耀宗教思想首次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在社会实践当中的尝试。

在今天这个先进的社会，人们看到有人摔倒，有人受伤，有人遭遇危险时，第一反应就是这会不会是骗子，不要扶，不要管为好。省的好心反遭蛇咬。

另一个问题就是缺乏可以承担责任的成年教友，举行坚振圣事时，一名代父管五十名候选人。这里贫困，文盲较多，只有传教员有书，会读写。我们需要人手，也需要在学校工作的平信徒。

他说：摊位我占好了，你用吧，费用我付了你不用管。我说：麻烦你了。他说：没事，自家门口，方便。从此以后，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

它在天主教礼仪、教育和管治中渐渐消失，但这祗是一九六二至六五年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后众多现代化改革之一。　　加拉格尔蒙席说：「也许人们把拉丁文联想到教会某种僵化特性：教会过往欠缺变通，需要更新。」

教宗要求圣座宗教事业机构在管理上要透明。在教宗促成下的努力得出重大成果，欧洲货币特设委员会于今年7月对梵蒂冈为预防洗钱活动采取的措施，作出好评。

星期五下午打扫圣堂地面，还常常得到管堂的老宋先生赏赐的美餐——制作圣体面饼后剩下的面饼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