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祖父也走了，他和祖母一起安葬在（去佘山天主教朝圣地的路上）横塘息安骨灰堂，都是杨老师安排的，张老师的妈妈也安葬在那里。后来杨老师经常告诉我，他梦见我祖父祖母了，他很想念他们。

于是，他开始在罗马南部80英里的卡西诺山创办自己的修会，并亲自写下修会规章制度，要求每个自愿加入修会的修士严格遵循。

当时，只是不好意思拒绝，同时也想去佘山朝圣，与是有了这次学习的机会。贺永明+计燕萍夫妇与高养宏神父（右一）通过“原始周末”的学习，让我有了意外的收获。之前，我把朋友放第一位，其次是孩子，最后是妻子。

在上海佘山修院读书期间，我就对保禄书信特别痴迷。当我的新约教授高夏芳修女讲授新约课程时，讲到保禄书信这部分时，我特别留意听讲。把她的讲义反复阅读，烂熟于心。

我开始在上海佘山修院修道读书时，接触到了许多慈幼会会士，除过跟随他们学习哲学、神学、圣经等课程外，更感受到了他们对青年人那份真挚的爱与关怀。

笔者在上海佘山修院修道过程中，常常打开圣经时，首先默观这个主的圣容像，一直对祂充满敬畏感与神秘感：主耶稣基督的面容上，闪耀着天主的光荣。

橄榄山的油榨坊成为“新伊甸”，基督作为“神圣的橄榄”，在压榨中流出救世的圣油。

刘国鹏指出，在1926-1931年刚恒毅担任宗座代表期间，法国保教权无力插手保教事业的状况越来越明显。

郝林老人在堂里拜圣体承行主旨全心奉献十几年来，笔者曾先后陪同原巴彦淖尔教区郭正基主教、原呼和浩特教区王希贤主教、乌兰察布教区刘世功主教以及荷兰、比利时教友前来参观，每次都是郝林老人接待。

问（刘国鹏，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研究员）：本地化的表述，天主教会的本地化和基督教会所用的本色化，还有一说处境化（强调神学在本地文化中的生长），这些都是有相关性的，所以田磊神父所提到的文化互融这一说法似乎不太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