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我想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写日记或许会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因为坐过牢的枢机并不多。再者，这也是因为我发现有许多服刑人致力于写作，在天主教里第一个便是圣保禄。在监狱里书写是一件很有疗愈效果的事。”

而要在真正的教会历史活力中，为恩宠的工程消除压力和障碍。使人更容易与基督相遇。

我想，天主教神学家特雷西（DavidTracy）恰好与此呼应，他所谓的“多元”与“含混”也可以说是对“历史”和“语言”两大神话的质疑，从而“故事”的根本在于“叙述”，在于“叙述”所建立的意义结构。

这就是为什么我很高兴地准备了一份文件，汇集了以前教会训导文件的宝贵反思和可以追溯到圣经的悠久历史的反思，以便在今天重新向整个教会提出，这种充满灵性之美的热心敬礼。

沿着人类被扭曲的历史，他们是忠信的仆人，他们在殉道和喜乐中服务。正如ManuelRuizLopez修士和他的同伴们。

那段时间，（耶稣会）长上有意让我去哈佛大学念历史，可我很着迷于利玛窦、汤若望这些传教士把西方科学、文明带到中国来的历史。

无论如何，从现有历史资料，特别是康熙与梵蒂冈特使铎罗的交谈以及与罗马教宗的信函交流来看，无论康熙皇帝还是当时的罗马教宗，他们都无意引发这种政治层面的冲突，非但如此，他们都在努力试图避免这种政治层面的冲突

[内容摘要]：中国学者研究西方传教士在华的历史需要注意到，西方传教士的行为和思想方式不仅受到中国社会和文化因素的重大影响，也受制于他们的西方背景，包括当时西方的思想文化源流、西方教会自身发展的阶段性、西方修会的组织和灵修生活特点

历史向我们显示，活泼的信德和敌对的宗教迫害是基督徒在第一个千年的明显标志；第二个千年来临时，强烈的神学性争论和逐步形成的分裂成了其标记：1054年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东西方教会的大分裂；稍后——大约500

当时闭幕以「天主子民的信经」[7]作结束，目的是要证实，数世纪以来，这形成所有信徒的产业的主要内涵，是多么急需要被肯定、了解和深入探讨，为能在这与不同以往的历史环境中，作出始终如一的信仰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