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二大公会议的教长们重申特伦多大公会议所宣布的信理时，是在世界历史处于一个完全不同于往昔的时代里说话。因此，他们才能提出牧灵方面的建议和指示；这在四个世纪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这一信理也出现在教父与中世纪神学家们的讲道与著作中、教会古老的礼仪祷词与圣物艺术作品中。

记得小时候背要理问答：忤逆不孝的子女该受什么罚？回答是：生前遭患难死后下地狱。

直到我走进教堂并听到布道讲台上散发出来的公义的激情和光芒之后，我才真正理解了美国的天赋和力量的秘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斯•韦伯的写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该像是由中国刘必振辅理修士摹仿巴黎“胜利母后”像绘制的。从此，佘山就成为山下教友们热爱的朝圣地。同年5月24日圣母进教之佑节日，佘山来了数百名教友，山堂容纳不下，只能搭篷举行弥撒。

不过，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天主教会与普世教会的合一开始变得愈来愈困难，随着1951年圣座驻中国公使黎培理总主教（AntonioRiberi）被迫离开，中国天主教会与普世教会的联系受到严重损害。

正如圣保禄在致斐理伯人书中所说的：你们该怀有基督耶稣所怀有的心情：祂虽具有天主的形体，并没有以自己与天主同等，为应当把持不舍的，却使自己空虚，取了奴仆的形体，与人相似，形状也一见如人（2,5-7）。

除了精通必修的圣经、信理、教会法典与伦理神学外，还精熟地掌握了拉丁、意、英、法、德、希腊语言文字，加上母语，他已成为一名贯通七国语文，精通中西文化，博学多才的学者。

后来，我才理解了韩国教会直面历史教育今人的良苦用心。切头山殉教博物馆和切头山巡礼圣堂，创建于1966年，并于翌年完工。1972年殉教者纪念公园也正式落成。

村里教友十分注意信仰的传承，小孩子还在牙牙学语，就由大人带着参与弥撒、念经；稍大一些后，便集中到教堂里参加要理学习，给神父辅祭；十五六岁的则为堂区做义工，成立青年小团体自主举办各种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