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曾经照顾郭神父两年之久的李霞修女回忆，郭神父虽然年老体弱，但一般很少与其提及死亡及临终。

(Shanghai:T’useweiPrintingPress,1927),Pg.43]故此，虽然名义上称之为修院，但实际上也只是李神父以师徒制方式教授学生。

[22]周学健语转引自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21-122页。李著不慎将桑及其同事误当作耶稣会士，将黄安多和谈方济误为多明我会士。

正如上海大学李向平教授所言，由于这些老板基督徒既拥有一定的组织权威，同时又具有他们自己的信仰，所以他们在其职业行动与信仰层次上加以组织的共同体行动，无疑就建构了一种以职业共同体为基础的信仰群体和团契方式

徐光启之后，中国人李天经和传教士罗雅各（JacquesRho，1590－1638）、汤若望（JeanAdamSchallvonBell，1591－1666）以及后来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

对于日本的这一国策，很多中国人都有清醒的认识，敌人的侵略手段卑劣万分，而极其可耻的莫过于企图利用宗教以割裂我民族（注：李济深：《民族复兴与宗教复兴的关系》，《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1卷第2期，1939

上迄罗明坚、利玛窦，下至李问渔、黄伯禄的书都能找到。有不少竟是中国天主教文献学大家徐宗泽神父未曾提到过的。捧着这些珍本，手却在不听使唤地抖着。

我想说，传教士们的倾向各不相同，有些如傅兰雅等人，一辈子基本上是搞科学技术，为中国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方针服务；有些如李提摩太之辈，热衷社会科学传播和中国政治，参与戊戌变法的理论和实践；这类传教士不热衷传教

…我为你们预备的，也就是世界各国的珍奇异宝都给你们，从此再没有谁敢欺压你们，是你们用铁杖辖管万国的时候了，…你们必不遭日晒，必不受炎热之苦，也不受寒冷之罪，雨、雪、风也不临及你们]。

与买卖婚姻比较，“领媳妇”家庭相对和谐，如朱家大嫂娘家盖新房，携丈夫一同回云南老家帮忙，朱家老三为找对象同行，认识李某萍，两人结百年之好。朱家6兄弟中有5位云南媳妇，妯娌相帮，关系和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