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立泰先生我不曾谋面，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学习与实践》杂志任编辑时，为约稿之事前往北京，曾拜见其弟闻立雕先生，晤谈甚欢，还顺便提及我岳父与闻一多在两湖书院的同窗之谊。

无论在其长期的翻译写作生涯中，还是出任上海教区光启社第二任社长期间（1997-2007），姚神父为中国教会的文字福传工作都作出了卓越贡献。前辈的执着耕耘与明智值得我们这些晚辈学习。

改革开放后，唯一幸存的苏玉赞修女于1986年返回景县，善导圣母会得以恢复成立，1987年召收了4位保守生，苏玉赞修女任院长兼导师，神师是苏培英神父，会长是范文兴主教。

采访后的第二天，沧州教区调整了堂区，神父们也随之变动，李光启神父被调到新的堂区任本堂。我们祝愿李神父在新的堂区，去实现他的理想，并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老神父告诉我说：这位教宗以前在阿根廷任耶稣会的省会长时，偶尔来罗马会住在我们（的耶稣会总院）这里，他早在二、三十年以前就对中国教会很感兴趣，且满有情感。

那时他被任命为小修院的神师，魔鬼的迫害也愈演愈烈，他的房间经常被搞得混乱不堪。深夜借着恶犬等形象恐吓施压。所有这些只是天主在他身上计划的前奏。天主要赐予这位善良的会士五伤特恩。

《铎声》月刊于1940年左右，在北京创刊，后因战事停刊，十几年之后，改在新加坡发行，并由在罗马传信乌尔班大学任教的罗光蒙席任主编。　　

他们举目一看，任谁都不见了，只有耶稣独自一人”（玛十七6~8）。这是今年四旬期的第二个指示：不要因为害怕面对现实及每天的辛苦、艰难和冲突，而利用特殊事件及富于感性的宗教经验作为避难所。

但是，如果你在一个偏远的、人数很少的堂区任本堂，主日望弥撒的教友只有几十人甚至十几个人的时候，你讲的道理只能被极少数的人听到，福传的效果就不是很大了。

那年的12月24日，范神父从他的家———土右旗任三窑子村骑自行车150里来到包头，和教友们一起过圣诞节，在平安夜，我陪伴范神父跑了三个弥撒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