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仆人加紧传达国王的邀请，但要心怀善意展现尊重。

当然，对于不同层次的人，如知识分子和普通人，年轻人和老人，城市人和农村人等都要采取不同的方法。我们在这里比较笼统地提出三个对外福传的建议。

如今一些在他亲自参与、推动下修建的中国风格的教堂（如位于河南武陟县乔庙乡的教堂），以及部分以国画形式表达的教会要理，就是最好的说明。

二．天主子耶稣的降诞启示我们要谦虚温顺，追求神贫，实践爱德《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虽具有天主的形体，并没有以自己与天主同等，为应当把持不舍的，却使自己空虚，取了奴仆的形体，与人相似，形状也一见如人。

另一方面，受传统佛教思想如戒杀生的限制，他们又不清楚自己作为佛教徒，应该怎样抗日。思想上的困惑导致了战争初期一些佛教徒虽然也勇敢地上了前线，但却只担任救护、搬运等工作。

法伯尔这样说：“（我祈求上主)教导我如何在讲话时以圣神为指引，讲我或别人已经有直觉的事情。实际上，我经常不断地讲着、写着和做着很多事情，毫不关心之前曾以何种精神感受到它们。

表现在防治艾滋病上，就是做好预防（教会通过基层堂区宣传、举办讲座、普及教育防治、充分发挥教会的影响）、关爱（爱心服务，如探访慰问、照顾艾滋病人、临终关怀、收养艾滋病遗孤）和积极倡导（为弱者说话、多为社会弱势群体服务

3、如主爱人。“义德的太阳升起，照耀善人，也照耀恶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玛5：45）；“没有比为朋友失掉性命更伟大的爱情了。”（若15：13）；“应爱你们的仇人，善待他们。”

但我们如何在充分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又防止“同社会主义，同人民的利益相违背”，防止“宗教方面搞狂热”？对这个问题，我们要在实践中积极探索。1991年中央第一次提出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

澳门教区黎鸿升主教委派了三位神父及一位修女出席，他们希望汲取各地的经验，反省如何在经济发达的社会传扬福音，并使教会与时并进。“亚洲福传大会”来自各地的参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