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页）由此，我们看到，罗马公教会开始调整长达两千年的圣俗权力和权利兼而有之的立场和责任，将精神的、道义的和信仰的责任作为高于世俗的利害关联的最高目的，从而，从基本信仰层面，结束了羁绊千年的累赘和包袱

如果这样来看待耶稣会士，那么明清两朝对待基督教传教活动的迟疑和反对反倒是有理了。而实际的情况当然不是那样。

[12]这里不妨给出一个具体例子，在南怀仁主持督造的新天文仪器中，有一部叫赤道仪，在这台仪器的赤道内之规面并上侧面刻有二十四小时，以初、正两字别之，每小时均分四刻，二十四小时共九十六刻，规面每一刻平分三长方形

——“信德”谨识前言在天主教会将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股承前启后、顺应时代需要的力量和因素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那便是千千万万的神职人员及男女修道者们，而造就和培养这些神职人员和修道者们的机构则是各式各样

（《右仙台馆笔记》）相爱一世的夫妻，虽阴阳两隔，但不受时空限制的爱的量子纠缠，才有了梦萦魂牵的诡异！由此想到了我的亡妻，当她离世的第二天深夜，她的魂魄居然回来了。

有人说，宋明理学是儒学的第二期复兴，可是，同样处在一个共同起跑线上，为什么基督教就推动了世界，而我们的新儒学却偏偏就导致了宋明两朝都遭致亡国恶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