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在个体建设队工作时，遭受电击打下来，颈椎三、四节骨折，造成终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2012年教友们为了帮助他，赠送给了他一台电脑，他说：这些年来一直是教会和社会善心人士在帮助我和我的家庭。

我们恰好遇到一队队的军人，荷枪实弹地到熙雍山来祭奠：缅怀列祖列宗、祈祷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很快，两名警察和一支水上打捞队来到人造湖上，开始进行湖底打捞。

2004年，新联天主堂在原有不足20人的号队的基础上，又组织成立了50名青壮年妇女锣鼓队，后又成立了腰鼓队。

韩神父上任后，首先健全礼仪组织：读经组、辅祭组、唱经队，使堂区礼仪规范化。义工团的组建是大名堂区的一大亮点，虽然在别的堂区并不稀奇，但在这里确实不容易，它充分体现出教友的奉献精神。

解放后，这里的教友发展很快，据1950年统计，青村镇有教友近500人，其中水产队渔民居多。文革期间，教堂成了渔民公社。

残酷的现实是“民乐队”只能再当几年“馏米队”就行将退出教会音乐的历史舞台了（在太原农村办丧事都会请来宾吃一种类似于年糕的“馏米”饭）。

我们是坐在上面的广场，教宗站在下面等待我们，我们排着队，走向前，与教宗握手。当轮到我与教宗握手时，也许是太兴奋，我不由自主地笑了，没有一点紧张感。教宗也笑了。我感到教宗很慈祥，他的手很温暖。

1971年，我们迁居乌拉特后旗一个生产队，这个队有500多名社员。爸妈有缝纫技术，队领导要他们为全队的社员缝制衣服挣工分。

当时单位里驻有军宣队、工宣队，社会还笼罩在极左路线的阴影中。因此，她尽管企盼神父，但并没有对来人表现出应有的热情，害怕认错人，引出祸端。来人见她表情冷淡，语言敷衍，也没有多说什么就转身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