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他出远门也不过在方圆十里之内。第二天，他听说有群学生把某老师的家抄了，安老汉很奇怪，学生们为什么不好好上学，却要批斗老师,他无论怎样也寻思不透这是怎么一回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开始了，教会遭受冲击，谢神父蒙受劳动改造。80年国家拨乱反正，恢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神父恢复了人身自由，重新回到福传的工作岗位上。

大陆经过长期的阶级斗争和十年文革浩劫，圣堂被拆了，神父劳改了，三、四十年不曾参加过一台弥撒，或领过一件圣事。按常理而论，在这种情况下度生的教友，应该早已背弃了信仰，或至少不再把信仰放在心上才对。

“文革”过后，国家落实宗教政策，湖北省首先开放的是汉口天主堂，喜讯传来，教友们奔走相告，每逢瞻礼，我和妻子带着孩子们，约同邻近的教友去汉口望弥撒。

文革期间，教堂成了渔民公社。改革开放后，部分教产得到落实，青村教堂归还后，又旧又简陋，四处透风，损坏严重，很多地方漏雨。

兴建于1903-1905年的大教堂在庚子年间和文革破四旧中遭受了严重破坏，高大的钟楼被拆，声音洪亮悦耳的大铜钟被砸成碎片投入了炼铁炉里。

听教友们说，文革中神父身心备受摧残，双手落下了残疾，我看望他时，他正在吃饭，听着他艰涩的话语，看到他伸不直的胳膊和微微颤抖的笨拙的手，不禁潸然泪下。

二、修院建设当年金主教领导成立佘山修院的时间，正值经历了文革风雨之后，上海教区处境艰难的年代。金主教面对的是一无修院教室、宿舍，二无授课教学师资，三无确定的奉召修生来源。

文革中还有一位致命神父，这些事其实早在我读初中时就已经知道，因为那时正值十年浩劫，在学校的操场上宣布升初中的名单中，没有我的名字，理由是家族中有三位神父和两位修女及其他问题。

文革期间，修院被迫关闭。有些修女被遣送回家接受管制；有些被捕入狱。70年代末，修女逐渐恢复自由，人数不断增加，到2000年，修女人数超过300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