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活字版排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本中文书籍——天主教的《弥撒规程》。土山湾孤儿院内还设有小学，1914年“土山湾教徒村”已有113户人家。

任职于芝加哥保禄大学的沃尔夫教授夫妇(Dr.ReginaWentzelWolfe)曾经随同凯利访问过中国，这对夫妇告诉“信德”和天亚社，在多次中国之行中，凯利院牧聆听了教务长和院长们关于修院缺少神学书籍和修院陶成资料的呼声

所以，若外面有一位教友，我们的职责就是要去触及那名教友，可以透过各种方法：电视、报章、书籍、电台，甚至社交媒体，好能使该教友的心灵与灵魂得到滋养。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就是我们在这里的目的。

西安李笃安主教对他也赞不绝口，送他许多圣教会书籍，希望他努力研读，努力宣讲。我常想，圣教会应当多培养像杜老弟兄这样优秀的传道员，神学院应当对他们开放。

这不再是十多年前香港教友携带书籍及用品送往内地的年代，内地的信仰团体发展迅速；而令我触动的是，神父与教友比例悬殊，一位神父差不多要照顾等同全九龙的牧民范围，惟教友热心投入信仰生活，互相照顾。

“亚当”的音译缩读为“汤”，若望即约翰的译音，当“约翰.亚当”到中国传教后，就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自称为“汤若望”。

李神父说，及时总结传教经验，对福传工作而言是十分重要的，他说，我们定期召开福传座谈会，分享福传体会。

梵二《教会传教工作法令》第17号指出：“那一批极有功于向外传教的人员，也是值得称誉的就是那些充沛使徒精神的男女传道员，……今日，为了对如此众多的群众传道，为了执行牧灵职务，神职人员太少，传道员的职务极其重要

来中国传教的法国巴黎省耶稣会的总院也设在徐家汇。耶稣会士的特长是做学问、办教育事业。

师资、教材、教学管理等各方面都存在着一系列的困难：教室，是一间只有几十平方米的老房子；老师，外聘和兼任行政管理的神父共十位；课程，只能开文学和教理等几门最基本的课；教材，更是奇缺，十年浩劫，教会的神哲学书籍毁失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