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扫地板上的餐具碎片、书籍等东西后，才发现客厅里的电视机倒下来，将液晶屏幕损毁。与爱人通了电话，但她那天回不来，只能投靠老板娘那里了。东京那一带的公交系统全面瘫痪，很多人在单位里过了一夜。

她多次送“信德”、指南针、使徒等报刊给我，还送给我《成人要理》、《召唤》、《圣人传记》等书籍，每遇到疑惑，我都当面或打电话、发信息给她，她都不厌其烦地指导我。

浏览了一遍书目，发现这里不仅有大量的神学、圣经学、教理教义类的书籍，还有中国古典历史著作，全唐诗，全宋词等。在这里，我甚至看到了《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等世界文学名著。

即使书籍堆成山耸立在他们面前，他们也不可能思考一下：它们是什么？它们与我们的人生与生活有何关系？吸引这些人的只是物质与金钱，再有便是各种各样的娱乐。

自八十年代落实政策回到上海后，第一件大事就是重新开放上海修院，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为教会培养接班人，解决了六省一市神职人员的培养问题；成立光启社，出版各种教会亟需的书籍和神学院需要的教材。

他用活字版排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本中文书籍——天主教的《弥撒规程》。土山湾孤儿院内还设有小学，1914年“土山湾教徒村”已有113户人家。

任职于芝加哥保禄大学的沃尔夫教授夫妇(Dr.ReginaWentzelWolfe)曾经随同凯利访问过中国，这对夫妇告诉“信德”和天亚社，在多次中国之行中，凯利院牧聆听了教务长和院长们关于修院缺少神学书籍和修院陶成资料的呼声

所以，若外面有一位教友，我们的职责就是要去触及那名教友，可以透过各种方法：电视、报章、书籍、电台，甚至社交媒体，好能使该教友的心灵与灵魂得到滋养。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就是我们在这里的目的。

西安李笃安主教对他也赞不绝口，送他许多圣教会书籍，希望他努力研读，努力宣讲。我常想，圣教会应当多培养像杜老弟兄这样优秀的传道员，神学院应当对他们开放。

这不再是十多年前香港教友携带书籍及用品送往内地的年代，内地的信仰团体发展迅速；而令我触动的是，神父与教友比例悬殊，一位神父差不多要照顾等同全九龙的牧民范围，惟教友热心投入信仰生活，互相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