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于2014年10月31日发表的一篇有关奥地利学者雷立柏（LeoLeeb）的报道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和思考。

教宗方济各将这篇讲话称为「若望保禄二世年月长久、舟车劳顿、成果丰硕又富有传教意义的牧职的开幕式」。其次，圣保禄六世教宗《在新世界中传福音》宗座劝谕是普埃布拉会议的「背景和参考资料」。

另外，蒋神父还重点讲到，教会需要加强聆听、对话和沟通。他说：“按教会法要求，做上司的要多听属下的，做属下的要多反映你对教会的期望和需要。主教关心神父，神父关心教友，这是法典的要求。

　　报告［日本城市化的经验和宗教］当中第一，介绍日本城市化的过程。第二，分析日本天主教和新教教会怎么对待城市化。第三，介绍其它宗教团体怎么适应城市化。最后，分析［后城市化时代］的宗教团体的问题。

刚开始的一段时间，他见到我总是说，没有什么大病，治疗一段时间就能康复，很快就能回到教会中去了。他很乐观，心思没有放上病情上，而是不停地思考中国教会事业。

近些年来，在社会潮流的推波助澜下，中国教会悄然发生了变化，两极分化的趋势愈加明显，虔诚的教友更加热心，冷淡的教友离教会更远，许多人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更胜于举目向天关注灵魂的得救，对天主的诫命教会的规矩漠然视之

“信德”2015年2月15日刊登的一位老主教的忏悔一文，我被深深地吸引和震撼，感受颇深，启迪多多：它无疑对那些深陷世俗不良风气的教区及神长敲响了一记警钟，吹拂起一股节俭质朴的正气清风。

面对着食不裹腹的穷人，乔治无奈地做出决定，动用教会存储的粮食无偿供应给他们。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需要救济的穷人越来越多，很快教会的粮食就颗粒不剩。

殊不知，孩子才是我们真正的老师。养育孩子8年，从女儿身上，我学会了很多东西。首先，女儿教会我自律。人与人本身就是互为镜像，女儿作为我的镜子，让我清楚地看到了自身的问题。

事实上，那些往日欧洲各地派遣传教士的传统教会，今日由于圣召日益递减，已经无暇自顾。然而离开家乡是我们回应向万民福传的圣召。这种圣召和神恩在教会里渊源已久。它始于早期的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