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在联合国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为会员国的当日，作为外交家出身的教宗保禄六世立即将宗座当时驻中华民国台北的「代理大使」葛锡迪总主教召回梵蒂冈，以表示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尊重数亿中国人民

并向正在为奥运会做准备的所有中国人民送去问候。最后，教宗用汉语说：“谢谢你们，祝福你们。”法国沙百里神父、新加坡懂立神父、美国学者天主教友苏珊、日本天主教周报编辑松隈康史纷纷祝北京奥运会举办成功。

于斌主教在国内时马上号召四百万教徒，在其领导下对日抗战到底，他说：「抗日战争已开始，自需抗战至胜利为止。」他准备先去罗马见教宗圣父，随即再赴美国。

抗日战争爆发后，天津大部分高等学校南迁，一些留津的知名学者，如土木工程专家高镜莹、林镜瀛、谭真，建筑学专家沈理源、阎子亨，物理学专家马沣，地理学专家侯仁之，语言学家朱星等都应聘到该校任教，成为华北地区有较大影响的学校之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形势严峻，在浙江传教的伯父，去了大后方，并在战时的浙大、复旦任教。而父亲作为热血男儿，和母亲一起去了武汉参加抗战。在伯父帮助之下，父亲冒名林明轮进入一家后勤军需被服厂。

而且耶稣会里面有一个利玛窦神父，400年前去过中国，对中国人民表达友谊，他还编写了一本《教友论》，所以那个时代的人特别欢迎他。

他来中国后，感到“基督教在中国人民中不引起兴趣”，因此首先花时间研习汉语、中国礼俗及儒家经典，并通过西方书籍、世界地图、天文仪器等吸引人们兴趣，与士大夫交游。

1937年因抗日战争，加上经费困难，修院无法维持，学生被遣散。修院将所有同学转移到绵竹县北关街天主堂，在堂区避难，但还是有读书的时间。

但我认为，这绝非中国人民的过错，而是那些故意误导者的罪过。不过现在，越来越多不抱偏见的学者，都认识到基督教对中国现代化确实是很大的积极的促进力量。

随着我们的领导人频繁地对外交流，我们呈现出了很多中国人民的慷慨和爱心，我们的真心朋友也应该会越来越多。当两位深具世界影响力的卓越领袖彼此友好握手的时候，不仅是佘山脚下的一个小小的我，世界或许也会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