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良性并非指信徒数量上的增多与膨胀，亦非单纯从基督教界的立场来考虑教会的完善与发展，而是将基督教置于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之下，探讨其更好地发挥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积极作用而必须具备的良性发展模式

但是我在地处经济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外交中心的北京教区南堂的工作成为昨天，深圳教会的昨天已经结束了。

其实欧洲和北美今天的圣召观念也不是一开始即如此，那是二战以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结果：高学历不是某些人的专利，只要你是一个勤奋的劳动者，就会享有普遍福利以上的好生活。

[1]」基督信徒往往更关心投身于社会、文化和政治，又常以为信仰是社会生活中必然的先决条件。但这构想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了，实际上，反而往往是公开地受到否认[2]。

我想说，传教士们的倾向各不相同，有些如傅兰雅等人，一辈子基本上是搞科学技术，为中国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方针服务；有些如李提摩太之辈，热衷社会科学传播和中国政治，参与戊戌变法的理论和实践；这类传教士不热衷传教

保禄二世这样总结教会的使命、梵二的精神和世界的命运之间的关系：教宗保禄六世（是他，在教宗若望廿三和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中间，以同样的精神和坚持使梵二圆满闭幕）一再指出，在文化、社会，以及经济和政治各方面所作的一切努力

我认为我们教会在牧灵与福传工作方面，应该注意以下几点1、我们要服从国家的法律，按我们教会正统的教规，要把好政治关、信仰关；2、在当前的背景下传福音，我们一定要适应中国社会的这个大气候；3、福音本地化，立足中国文化

于是有学者提出区别，文明偏在外，凡是政治、法律、经济、教育等生活上的表现，以及工艺与科学的成果，可以认为是文明的表现。至于文化偏在内，偏重于精神方面，包含了宗教、哲学、艺术等思想与习俗。

今天，人们可以充分认识到思维方式的不同绝非神学问题，而是纯粹的政治和人为因素造成的，正是这一点严重妨碍了各教会的共融，。

但出于复杂的政治原因，新中国不允许外籍传教士进入中国，1957年，55岁的艾伟德在中国的南部沿海兜了一个圈子后，入境无望，只好进入香港，在她看来，进入英控的香港也就是踏上了中国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