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决定放下工作，让灵魂跟上，赴深圳参加圣安多尼堂本堂主任司铎张天路神父亲自主讲的：“爱的约定-天主十诫”退省、避静。回想起来，似乎从小我就是一个不爱受束缚的人。

学者们希望能进一步挖掘和研究包括传教士在内的宗教界人士在抗战中的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通过研究重新评估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的贡献。

八年抗战，这个小堂区就有数十名天主教徒为民族大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穷凶极恶的日寇对这里的神长教友和村民恨之入骨，进行一次次“扫荡”，将教友和村民赶入教堂屠杀、焚烧。

抗日战争时期，印尼华裔神父杨安然修士曾多次往返南充和重庆之间，这位外国传教士受中国抗日的影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十分愤慨，并对中国人民奋起抗战寄予很大的同情，继而产生为中国的抗战做点事的想法。

一位将军后来总结绥远抗战胜利原因的时候说，因为受到了传教士率领教友不怕牺牲，奋力退敌精神的激励。在全民抗战的时候，他组织卫生连和救护队，转战在河北、山西一带。

2014年之所以能够在学校办，做这么大声势，可能与我们第二年要纪念抗战胜利的活动。所以当时的环境背景，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要谴责日本军国主义。

1939年日寇空袭西安时，西安代牧区德肋撒修道院院长佳百济神父（意籍）将师生由西安迁来公义教堂继续办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迁回西安东堂原址，教堂以及附属房屋文革期间被全部拆毁。

另外，和步神父同一天到达上海的还有另外三位遣使会修士，一位前往河北保定，一位前往江西南部传教，还有一位生于意大利都灵的名叫马类思（LouisMarco）的辅理修士，他后来也到嘉兴文生修院服务，抗战期间死于乍浦

1945年抗战胜利后，祖父至南京任南京教区总主教私人秘书，天主教《益世报》南京版编辑。祖父一生出版了几十本书籍。

当人们联想到“正定教堂惨案”事件时，会发现抗战中的教会所扮演的角色其实也就是真善美圣的精神传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