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宗教界的抗战贡献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弥补中国抗日战争史的不足，另一方面，通过宗教界的人道主义救助活动，揭示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为反对战争，倡导和平做出有益的探索。

1937年抗战爆发，马相伯在上海组织“不忍人会”，影响了雷鸣远神父，招募志同道合之修士与教友，前往抗日最前线，救护抗日的伤病员。1938年上海沦陷，马相伯应李宗仁与冯玉祥之请，迁往广西桂林风洞山。

抗战期间，修院开办育婴堂，地下室还开设诊所为民众提供医疗服务。黄修女接着为大家讲解了道明修女会的历史沿革、修女会精神，以及玫瑰圣母、玫瑰念珠和9种祈祷方式等内容，学员们通过修女的介绍分享收获颇丰。

所以我决定放下工作，让灵魂跟上，赴深圳参加圣安多尼堂本堂主任司铎张天路神父亲自主讲的：“爱的约定-天主十诫”退省、避静。回想起来，似乎从小我就是一个不爱受束缚的人。

学者们希望能进一步挖掘和研究包括传教士在内的宗教界人士在抗战中的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通过研究重新评估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的贡献。

八年抗战，这个小堂区就有数十名天主教徒为民族大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穷凶极恶的日寇对这里的神长教友和村民恨之入骨，进行一次次“扫荡”，将教友和村民赶入教堂屠杀、焚烧。

抗日战争时期，印尼华裔神父杨安然修士曾多次往返南充和重庆之间，这位外国传教士受中国抗日的影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十分愤慨，并对中国人民奋起抗战寄予很大的同情，继而产生为中国的抗战做点事的想法。

一位将军后来总结绥远抗战胜利原因的时候说，因为受到了传教士率领教友不怕牺牲，奋力退敌精神的激励。在全民抗战的时候，他组织卫生连和救护队，转战在河北、山西一带。

2014年之所以能够在学校办，做这么大声势，可能与我们第二年要纪念抗战胜利的活动。所以当时的环境背景，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要谴责日本军国主义。

1939年日寇空袭西安时，西安代牧区德肋撒修道院院长佳百济神父（意籍）将师生由西安迁来公义教堂继续办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迁回西安东堂原址，教堂以及附属房屋文革期间被全部拆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