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使命，在拉辛格枢机看来，表现为“上下”两种运动，即完全地向上交付于天主与完全地向下交付于人类：“就像耶稣全然属于天主，又全然为了世人一样，司铎亦完全属于基督，又完全为了我们。

第四，积极支持中国政府的禁烟运动。传教士们除了利用宗教力量开展禁烟行动，还积极支持中国政府的禁烟行动。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中国政府颁布的禁烟令就是在传教士的推动下出台的。

在那教会遭难的时期，冯修女作为运动专政的对象，干活期间，她甚至连渴了喝口凉水的权利都没有。有一年秋天，她在地里干活，实在渴得厉害，乘着队长不在跟前，便偷着去场房里找口水喝。

有了跟随主耶稣的“大目的”，我们基督徒人生的每一个小目的，都应该努力、奋力、全力以赴地完成，无论是学习、工作、经商、还是休息、进食、运动等，无论是大事小事。

1938年2月6日,《新华日报》发表专论《宗教与民族解放》,指出中国宗教界不但要负担起对国内同胞的抗日宣传，而且要通过国际性的宗教组织，联合各国民众，扩大反侵略运动，以争取各种财力和物力的援助。

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提到堂区「把分散的人力统一起来，投入教会的总体内」(《教友传教法令》10)。堂区是信友团体成员团聚和互动的地方。

沃伊蒂瓦参与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1962-65年），并且对筹备《论教会在今日世界牧职》宪章，作出极重要的贡献。在当选教宗之前，他曾参加五次世界主教会议。　　

把这个尴尬加上引号，是由于它只是表面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尴尬，因为处处流露着和谐精神的中国文化，与时时表现出大公精神的基督信仰，在这件事上其实不但没有冲突，反而十分协调。

媒体：传播、共融与合作的网络亲爱的兄弟姊妹们：1.在梵二大公会议闭幕四十周年之后，我很高兴回想起它有关社会传播管道的法令，即〈大众传播工具法令〉（InterMirifica）。

梵二大公会议也非常清楚告诉我们：大会谨遵着圣经和传统，强调这一族途中的教会，为得救是必需的，因为得救的唯一中保和途径，就是基督.....所以，如明知天主借耶稣基督所创立的天主公教会，为得救的必径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