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有一天，红卫兵批斗姥爷家的一个邻居，那邻居就揭发姥爷是漏网地主，红卫兵马上就盘问姥爷，并往姥爷的老家打电话调查。

我的胞兄梅乘骐司铎是耶稣会士，坐过牢，文革中被打成重伤，成为终身残疾，但却活到了91岁的高龄。1999年，他在徐汇大堂举行了晋铎50年金庆弥撒，与来观礼的教友共济一堂，并摄影留念。

四方村原有一座教堂，“文革”中堂院批成宅基地住上了3户人，一时很难落实。他就将买下的这块地方给村上做教堂，此事，在岐山教友中传为佳话。八十年代，亢义在岐山农机修造厂退休，老伴不久也过世了。

最近徐家汇天主堂正在修复“文革”中损坏的彩绘玻璃，制作方是美国的一家公司。有一次，艾祖章神父碰见我时说：现在彩绘玻璃工艺远远比不上原先的土山湾，哪怕是美国制造的。

文革中，我虽有天主教信仰和家庭成分的双重“背景”，还有人落井下石给我写了“偷听敌台”的大字报，却并未受到冲击。事后我和母亲谈及时，她说：“孩子，我每天为你念一分玫瑰经，求圣母保护你。”

神父为我们婚配，这是这座教堂的老神父文革后第一次在教堂里公开为人做婚配，他比我还紧张激动。我们在圣言的光照下，在天主的祝福中，宣誓了自己的承诺：“无论疾病健康，患难困苦，不离不弃，直到生命的结束。”

1969年至1979年返回家乡，又正直文革十年动乱，教会如同整个国家一样，遭受着厄运，陈主教在言行和生活方面，更是受着严重控制，作为一位神父不能宣讲，被召为人群服务却不能接近自己的教友，在这种情况之下，

照片前左一张桂枝；前右一赵红；后左一赵德义韩德文是虔诚的老教友，从1991就开始给她讲教会道理，但她想起“文革”中因信仰问题群众给韩德文贴大字报的情景，不寒而栗，推拖说：“现在太忙，等退休再说吧。”

文革前后出生的中年教友，对教会道理认识肤浅，信仰淡漠，孩子受他们的耳濡目染，也是信仰冷淡。青少年是教会的未来，‘亡羊补牢犹未晚’，只有狠抓他们的信仰培育，我们教会才会后继有人，才能兴旺发达。”

她父亲曾经是位修士，姑姑也是住家修女，因为文革，他们姐弟跟随主的愿望都没有实现，所以就把这种爱主的思想传给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