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教宗保禄六世在1964年11月21日给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与会神长致词时，确认了此称衔，并规定“广大基督子民，今后得以此至甘饴的名号，称誉天主之母之尊荣”。

鲁汶大学南怀仁研究中心韩德力神父指出，梵二大公会议后，教会非常重视对话，开展了包括与无神论者的对话等多层次、多方位的对话。

编者按：法国作为大公教会的“长女”，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众多古今“圣贤”故居，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神长教友“观光客”。

嘉禄·富高的平信徒经历，预示着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时代的到来；他感知到平信徒的重要性，并认识到福传需要依靠天主的全体子民。但我们怎样才能增加这种参与度呢？

当务之急是“要在信德意识下，去发掘信友们的各种不同的奇恩，无论是卑微的或是高超的”（参阅：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9），因为无论在任何情况或背景下，众平信徒的神恩为福传都是不可或缺的

历届教会大公会议以强有力的手段加强和完善了自身严格的体制，尤其是特利腾大公会议，通过对基督新教改革的严厉抵制，对宗教生活的自我更新，对信仰和纪律的不断加强，使的教会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空前的巩固和发展

当他们向安提约基亚的兄弟们告知耶路撒冷大公会议做出的指示时写到，“圣神和我们决定”。他们以现实主义的态度认识到，是上主每天让“得救的人”加入到团体里，而不是靠人的说服努力。现在和那时一样吗？

老主教在陶成培养接班人上的远见卓识、宽广胸怀和大公精神至今还激励着我们一代代中青年司铎神职人员的人生信仰追求和奉献服务。

这就是早期大公会议的工作，大公会议除了得到教父们在神学探讨方面的协助外，也得到基督子民在信仰意识方面的支持。

后来，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强调文化在传教中的重要性，又回到了这个基本问题上。从那时起，利玛窦开始被视为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适应”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