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是阶级年代，黑五类家庭的子女别想当解放军，可是公司里的领导都知道父亲是信天主教的，但因着他的为人处事，弟弟不受影响参了军，后来还当了军官；三妹妹进了解放军的工厂；小弟弟上了大学；我也进了教师的行列

八一三事变之后，震旦大学将礼堂改为临时医院，医学院的教师和学生们承担起救助伤员的工作，先后收治伤员1400余人。接下来，我略谈一下以于斌为代表的中国神职的努力。

这次研讨会，我们既有大学、社科院和出版界的专家教授参与，也有五大宗教界的领袖及其学者出席，还有政府领导的莅临指导，这样的学术研讨会本身就是一种对话。

最早我是在教会的学校学习，后来我进入了大学。最后我决定加入宗座外方传教会主要有两个原因。

教会的训导权多次提及，政治生活代表着一种卓越的爱德形式（参阅：庇护十一世，〈对意大利天主教大学联盟致词〉，1927年12月18日）。对于经济生活而言，也是如此，同样可以藉由福音与真福八端的精神来达成。

曾在华盛顿的美国天主教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若瑟•科莫恰克神父（FrJosephKomoncha）指导下主攻大公会议历史。毕竟，实践梵二,是现任教宗正在努力付诸实行的。

大家知道，原正定教区主教座堂及主教府同时还是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华北大学（1948.08—1949.1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则是在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的基础上创建。

2016年9月，我到美国芝加哥的劳耀拉大学攻读为期三年的一个心理咨询课程。某个主日，在参与中国城所举行的中文弥撒时，见到了曾在一次研讨会上相识的陶倍玲老师。

欧天乐神父(Fr.HughO'Donell,CM)长期在芝加哥公益慈善和社会教育机构工作，为德宝大学终身校董，终生致力于慈善和社会教育及文化交流。

志愿者王娅（右一）正在向行人做宣传一位大学的老师张女士看到这样的活动走过来，买了孩子们制作的物品以示支持！她对“信德”说：如果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奉献一点爱心，就会让这些残障孩子们多一份人间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