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可能也要问：为什么皈依了基督大公信仰，又如此良善心谦的杨老师却遭受了那么多的艰难考验？晚年又得了绝症，遭受了这么多的痛苦和不公正的待遇？

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后，教会本地化建设多集中体现在礼仪改革上面。台湾教会从本地化神学理论的思考和本地化礼仪精神的实践两方面做了许多尝试和创新。

现任教宗在2014年的四旬期文告中也明确地表达：天主的富裕不是藉着我们的富有来传递，而是永远只能透过我们个人及团体的贫穷来传递，并因着基督的圣神而生气蓬勃。

在这一年中，我读了教宗关于司铎年的文告和很多关于司铎灵修的书籍，借着这个反省的机会巩固了自己的圣召，给自己充充电，对未来作为一个神职人员应做的事应走的路，以及肩负的使命更加清晰了。

（出《北史》）文告尚在草拟，先知先觉的苍蝇，居然感动得提前报告了天下大众！大赦天下的善举，要挽救多少人的生命，终止了多少人间悲剧！“空中的飞鸟能传音，有翅翼的能传话。”

此时神学院中气氛动荡不稳，大公会议后腐蚀性的激动更深刻影响着修士。

在天主教梵二大公会议之前，于主教已早有真知卓见，率先提倡宗教「融和合作」运动了。

（扩展阅读《现代》47-52)大公会议将婚姻解释为共同生活和相爱的团体，重申爱是家庭的核心，夫妻真正之爱意味着彼此的自我交付，而且涵盖和整合了性与情感的层面，与天主的计划呼应。

今天，我们也按照优良传统，以特殊的方式与君士坦丁堡的大公宗主教区团结合一。伯多禄和安德肋是兄弟，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在各自的节日上进行兄弟般的互访。

教宗阐明，正如大公会议的神长们在《信仰自由》宣言中所表达的，耶稣为真理作了见证，却“不愿用武力强加给那些拒绝真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