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禄当年传教的时候，在欧洲、亚洲一带活动，他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的结果。也许我们今生看不到这种成果，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所做的对后来的人会有很大的作用。

(14)同时由于1989一1990年东欧政治情势改变，计划召开欧洲主教特别会议。世界主教会议是近代“生活的集体性”的模式，教会还需要深入研究它的意义及效力。

往往不是采取本土化的方法，而是移植和强制推行已有模式的草率做法—例如欧洲模式，对原住民缺乏尊重。

一天，在印度，他遇到了一个来自日本的人，这个人和他谈到自己远方的国家，还没有欧洲的传教士冒险去过。

这信仰并不褒贬某种礼仪或某些民族的风俗，只要不是邪恶的便应受保护，按人的本性，一般都会爱护、重视自己的国家及民族的传统，绝不要以这些民族的风俗与欧洲作比较，相反地你们要尽量适应他们的风俗。”　　

第二次大约在公元50-52年间，先抵叙利亚，迦拉达等地，后进入欧洲。在格林多住了一年半，再上耶路撒冷，最后返回安提约基雅。(宗15：36)我们的领洗皈依过程，也许比不上如保禄般的轰轰烈烈。

何先生希望通过此次研讨会能够对九位致命者做一个正确的评价，同时将欧洲的许多研究成果奉献给中国，作为回赠中国的礼物。

因此，过去几十年来，宗教机构的社会服务，已经达到了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程度，在文化与教育发展、医疗与卫生援助、妇女与儿童权益保护、老年人服务、消除贫困、预防犯罪、社区发展与改造、帮助移民与难民、帮助少数族裔

在去年2014年10月召开的世界主教会议中，全球主教们审视并省思了家庭在现代社会中的处境、所面对的考验与挑战，这包括了男女的婚姻与生育子女、贫穷家庭、难民家庭、信仰受迫害的家庭、受强暴的妇女等问题。

我也祝愿西方世界，尤其是欧洲，停止敌视那些愿意度符合福音价值观和原则生活的基督信徒，停止对他们的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