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显示，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1962-1965）结束时，教会出现神父离职潮。教宗保禄六世（1963-1978）对此深感忧伤，但一般都批准豁免申请。

也正是贯彻了梵二大公会议精神，真正体现了福传本土化的要求，才会有后来的喜人局面。　　以教会音乐为例，曾盛极一时的教会民乐队，由于自身的原因和在流行音乐和铜管乐队的冲击下，在多数堂口销声匿迹。

因此，教宗在主持圣祭礼仪时不是面向信友，而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前实行的背向信友，面向祭台墙壁的方式。这个方式引起意大利此间许多人的惊奇，他们以为教宗复古了。

梵二大公会议后的新礼仪年历又把30日纪念日取消了。本瞻礼日的弥撒经文很明白地指出这瞻礼在教会中的特殊意义。

保禄六世教宗在一九六五年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结束时，同样来这里向圣母献花。

保禄曾清楚地说：“你们每次（在弥撒中）吃这饼，喝这杯，你们就是宣告主的死，直到他再来”（格前11:26）所以，弥撒是十字架上流血祭祀的重现，这是教会在脱利腾大公会议所声明的道理。

既然是大公性的教会，当然不会排外，或以肤色、种族、语言、歧视他人。第二个因素便是华人（Chinese）特色，因为我们有悠久的文化背景和传统。正因为有共同文化传统，便有所谓凝聚力（Cohesion）。

但他说，这或许该由世界主教会议或一次特别的大公会议来作出最后的决定。当被问及他的主教同伴们如何思考女执事的问题时，博德主教回答：「总体来说，他们均思考与该主题相关的内容。

在梵二大公会议之前，于斌主教已早有真知灼见，率先提倡宗教融和合作运动了。于斌主教（左四）代表中方颁奖授旗给魏德迈将军、马歇尔将军，感谢他们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

「针对时至当年一直盛行的传统，梵二大公会议的精神事实上被解读为批评或负面的态度。那种传统必须以新的关系取而代之，也就是向世界彻底敞开的关系」，甚至是「培养出焕然一新、与时俱进的『至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