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主要的条文是381-402条，384条很清楚地说明主教应怎样对待他的司铎：“教区主教要特别关心司铎，要聆听他们有如助手和参议，保护其权利，设法使之尽其身份上的责任，为之提供滋养知识和灵修生活所需要的方法和机构

来自意大利、梵蒂冈和中国大陆及香港的二十余名专家学者，对中梵关系、主教任命协议、地方教会机构的发展历史和实践、中外教会史上的各种政教关系、教会修和等主题分享了最新研究成果并展开了充分讨论。

在人人都寻求更娇美的面容、更温暖的衣服、更香醇的美酒、更精细的食物、更新颖的科技、更炫耀的装饰的时代，甚至教会机构与个人都深陷这些渴望与寻求中时，提出节俭两个字，不是有些反其道而行之吗？

第二，我们还要培养一两名全职传道员，由教会支付他们工资，由他们发展新的传道员，成立教会团体和机构，使工作正规化、长期化，这样也可以“解放”神父、修女，去集中精力做其他的工作，减少压力。

30年后的今天，他们中的大部分服务在中美两地的修院、教区、堂区及教会机构等，他们与该项目的其他留学生及在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并肩服务在各地牧灵福传及教会事业的一线，也成为地方教会的重要力量。

与此同时他借助各种资源修建教堂，开办出版社、避静院、养老院、修女院、知识分子联谊会等各种机构。其中光启出版社在八十和九十年代为“久旱”的中国教会提供了亟需的教理、资讯和灵修食粮。

然而，“共议同行”或“同道偕行”的主题已在我们整个行程中与各教会领袖及机构会晤中有了明确的表达，而且也似乎得到了良好的回应。然而，如何付之于实践将取决于各自所处的当地环境。

教会因着这份母性，不至于堕化一个机构、一个体制。当我们谈论教会的母性与所扮演的母性角色时，要切记这一母性来自于一个具体的母亲。从这个意义上讲，圣母学离不开教会学，教会学离不开圣母学。

合影一侧截图在2006年的研讨会上及其他机会，沙百里神父一直鼓励及提醒，以机构服务社会和教会非常有必要，但以人组成的团体去回应社会和教会的需要更重要，尤其，面对全球化和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海外生活工作

我们指的是，不需要硬去改变孩子的本性、个性气质，也不需要用学术运动等竞争结果来衡量孩子的成就，扼杀孩子的灵性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