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1日是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召开的50周年，也是《天主教教理》出版的20周年。

单单在习俗层面容纳祭祖是不够的，天主教要突破到能够容纳非西方传统的信仰，因为你是大公。

而且，不仅如此，每一个“个别教会都是整个教会的缩型，惟一的大公的教会就在他们中间，由他们集合而成。”5地方教会也有其区域性特点。

他认为教区的神父不是专门属于教区的，如果这个神父在教区以外可以发挥他的作用，那同样也是为教会服务，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大公精神。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宗座宪章《基督善牧》中，再次重申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教会传教工作法令》中对传信部职能的阐述（29）——“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的职能是管理和协调全世界的福传工作和传教合作工作

使《圣经》中之神圣而有益之主义，得传布于世，并襄助诸司牧司铎，以广扬基利斯督之思想，及因基利斯督之仁爱而得之个人发展与社会之幸福。

与亨廷顿相反，杜维明的立足点毋宁说是文明的和解，其必然性和必要性出自多元现代性;于是全球化和本土化就必然相生相伴、各擅胜场，而在这样一种大趋势中，跨文明对话意味着人类有希望的和平前景，即超越普遍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

一方面，美国是世界上宗教性很强的国家，关心宗教自由的美国人不能理解在“敬鬼神而远之”的儒家文化影响下，执政的无神论政党如何能够容忍宗教信仰自由；另一方面，清教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根，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美国例外论和天定命运论

贺天赐神父确实是一位真正的大公主义者。1997年，贺天赐神父与陶倍玲女士在圣母大学贺天赐神父是天主与人类间的一座桥梁贺天赐神父不是以举行弥撒圣祭、诵读日课经，就好像完成了司铎的日常神功。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这样宣告说：各民族共同形成唯一的团体，他们同出一源，因为天主使整个人类居住在大地上（参见宗17,26），他们也只有一个最後的归宿，就是天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