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圣经与圣传的争议中世纪后期，“双重源头说”逐步成为天主教的共识。

[9]然而随着政教分离原则的确立，基督教会的权力被局限于作为一种民间组织的范围，不再像中世纪那样高居于政治制度之上。

窗户两侧分别绘制的是对法律的赞颂——民法（查士丁尼接收《学说汇纂》）和教会法（格里高利九世批准《教会法典》，即中世纪教会法令集）。

2．自身建设　　中世纪欧洲的教会属于某种政教合一的类型，政治要求与宗教要求趋于一致，因此福传在那时是一件十分次要的事情。

乃宗教的入世精神望　　乃宗教的末世力量正义　乃宗教的终极目标　　　　圣奥斯定（St.Augustine）在《天主之城》（DeCivitateDei）书中强调了人在信、爱、望和正义上建立一个永恒不朽的幸福，即天国的实现；到中世纪圣多玛斯

还有当时我们社科院的学者等进行的中世纪研究也没有完成，基本上夭折了。

但自中世纪以来，由于整个欧洲大陆的基督化已经成为事实，这个问题似乎已经被遗忘了。

在古代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如信友在家里领圣体，或给病人与儿童送圣体时，才单领一式。中世纪时，之所以停止领受圣血，也不无实际上的理由，主要是为防治人们亵渎圣事。

在西方，由于天主教会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一直以文明的保护者自居，因此，在中世纪的漫长时代，天主教会一直垄断着社会的教育权，或者在社会的教育领域居于主导地位，在此情况下，世俗王国往往无法插手，至少并未出现所谓的世俗王国控制国家教育的局面

当然，也不能因为个人有宗教信仰，就把宗教信仰强加给国家，强加给世俗政权，把世俗政权作为贯彻宗教的工具，这也是错误的，中世纪里曾经有过这个情况。正确的做法是实行政教分离，这是人类社会文明与进步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