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慈堂里的大姐姐们（我和妹妹才几岁）带着我们学习早晚课、作祈祷、望弥撒，过大瞻礼、分享聚会……在我们幼小的心里扎下了信仰的种子。

38岁那年，王春香经常与同学们聚会，吃喝玩乐，成了饭店歌厅的常客，平时教堂不再光顾，每年只有圣诞节去参与一次弥撒。就这样沉迷于灯红酒绿的世界，一下子耗去了她十年的光阴。

随着社会的发展，受一切向钱看的影响，当其他家庭都退出了每周的拜苦路、圣经分享聚会，我的家人仍然继续参与。因此有更多时间分享信仰，我的弟弟和妹妹后来也选择了修道生活。

我们建立社会关系的能力受到严峻的考验；人们更加自我封闭、独自行动、不出门、不聚会，也不一起做事情。

由于不能外出和聚会，只能通过网络、电话等和教友们保持联系，同时通过网络和微信，翻译或转发信仰方面的资讯、网络视频直播等等。

总之，聚会就是吃饭、照相、象征性学习，而后大家各回各家，各找各妈，生活继续回归到原本的模式中去。

的确，受创最深的是那些平时筹办国际聚会、大会和会议的圣座部会。可是，他们也举行了很多线上的大会、研讨会和会议等等。我们或许学会了一种与常态互补的工作方式。

她的家人也主动加入了设计证书小组。

主要教授信理神学（如基督论、圣事论），以及硕士班的小组共同研究科目，带硕士生。直到专职于辅大，他还是这样的生活模式。

如：“爱德小组”经常到养老院及孤残病人家中慰问，他们自费购买慰问品，足迹遍及天津的大街小巷。他们的行动、他们的宣讲，为被访者及广大教友点燃了一簇簇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