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对于爱国宗教团体神职人员的住房，宗教场所的维修、建设，神职人员的培训、教育，宗教院校的建设，宗教团体的海外交流等，政府都给予资助支持。从政教分离的角度上来说，国家花这些钱没有道理。

1992年，教堂进行了第二次维修，更换了部分琉璃瓦，内外墙重刷涂料，修旧如旧，恢复了原堂面貌。1998年，在教堂南侧建两米多高的圣母像。

另外，教区各部门的制度也在进行改革，比如财务制度、秘书处与办公室的职能，还有房修部门有比较大的改变，就是把堂区维修的一部分权限下放给本堂神父，激发他们的潜力和自主性，也使堂区维修更及时更有成效。

再者，即便是受过多年培训的神职人员，管理好一个堂区也并非易事：譬如筹建和维修圣堂，培育教友信仰，建立不同善会，施行圣事，探访鳏寡孤独和抚慰各种病患等，其中充满了艰辛和酸苦，通常也承受着巨大的困难以及内在与外在的各个方面的压力

说来奇怪，在做牛奶生意时，新买的大货车总是出故障，一次次地维修。每次修车人都说：“就这点问题我们好好地修，百分之百没问题了。”

看看我们自己的家庭，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盖起了新房，住进了新楼，买了新车、新家电，生活条件日益提高。可是再看看我们教会这个大家庭，为什么教友人数不增加？为什么信仰不提升？

我教区的房产都基本收回了，但没有人管理、维修，所以房租也收不回来。如果我继续在这里做下去的话，薪水不能像在修院那样了，因为我还要成家立业。

2013年，王神父被调回主教府，负责主教座堂的维修工作，并担任吉安堂区副本堂。

我呼吁大家不要送我礼物，把善款捐给明爱或教区筹募建堂及发展基金委员会”，让明爱去扶助贫苦、教会得以发展，兴建及维修圣堂。面对忙碌的生活，周守仁神父透过茹素和勤做运动，保持身心健康。

住在街上的一家教友在卖家电，曾送过手电给我，想必怎么也能掏出两节电池来。好不容易找到这家教友，可他们说铺子里什么也拿不到了，门扭曲打不开，上层危险，下面也不敢撬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