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教在中国的命运与佛教不同：佛教在唐武宗灭绝一切外来宗教后还能再度崛起，甚至成为社会主导力量，逼得当时儒家学者不得不吸收一些佛教学理精蕴，才得重振儒学颓风；可是景教却一蹶不振，以致逐渐消灭。

沙博士其研究领域之广，在中国基督教史、中国历史、儒学、鲁迅思想研究、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等领域中，都获得十分显著的研究成果。他深受国际、国内学术界的肯定和爱戴。

的确，利玛窦作为一名外籍传教士，之所以能叩开中国禁闭的大门，进入京城，跻身于士大夫阶层，并赢得皇帝的信任与敬仰，是与他精通儒学、尊重儒学密不可分的；面对拥有悠久历史，灿烂文化且又高傲的泱泱大国，利玛窦却能开创中国人认识天主教信仰之先河

进大门后在一院落的二门上有这样一幅儒学味十足的对联：自女娲嬗化以来西竺钟灵求生天生地生人之本，由阿罗开宗而后中华衍教得学儒学释学道之全。清真寺的大殿分前、后殿，前殿名为至清殿，后者名为至教堂。

拿中国文化来说，儒学就象中国文化之树上的一朵花，而对“天帝”的信仰就是中国文化之树的古老的根（参阅何光沪：“中国文化的根和花——也谈儒学的‘返本开新’”，《何光沪自选集》，1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魏鹏读了好几遍，仍然舍不得放下，此时夫人派仆役前来叫魏鹏，原来邢国夫人请了一位儒学大师何先生，让魏鹏拜其为师。

但历法的不断完善，是有赖于自然科学整体水平的提高，而这恰恰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不能做到的。明代所实行的“大统历”是在元代“授时历”的基础上制定的，到了成化年间“交食往往不验，议该历者纷纷”。

因此利玛窦向其上司范礼安请求换上儒服，穿上儒服后的利玛窦尽力多与有影响力的士大夫结交，且钻研儒家经典，向人们表明他既是神学家也是儒者，以此增加士大夫对他宣讲教义的认同感[孙尚杨，《基督教与明末儒学》（北京

而在基督教中发现的新的光明和精神力量，则可以用来解决儒学未能解决的难题。我们的先哲谦卑地止步于这些问题。

康熙的勇武与奋进，受到了满洲文化的影响；高远与大度，得益于蒙古文化的熏陶；仁爱与韬略，来自汉族儒学的营养；后来，他的开放与求新，则是受了耶稣会士西方文化的熏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