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的传教士们选择离开了舒服的生活环境，选择以“冒险”的方式迈向异国他乡来传扬福音，就是因为他们跟随圣神的引导，以主耶稣的心怀，为了所到之处人们灵魂的最大益处。

圣方济各沙勿略，这位伟大的耶稣会传教士，他的一生都在远方宣讲福音，足迹遍布亚洲各地，忙碌于建立教会、施行圣事。他的行动力惊人，常年在海上漂泊，忍受艰苦。

由于受外国传教士的影响，我们的修道院在培育神职人员时，也偏重“牧灵照顾”，而忽视了在中国的环境下，福传才是首要责任。

新神父的首祭弥撒是在徐州的乡下叫丰县的小镇上，一座临时的小教堂里进行，而丰县的老教堂，此时正在重新翻建，我们从老教堂的旁边看到三个有点古老的墓碑，本堂神父告诉我们，有三位法国籍的传教士于上个世纪1927

今天的天主教修道院内的生活与运作方式不但与两千年前在加里肋亚湖边的那所十三人小修院大相径庭，而且与第三世纪末出现在埃及和叙利亚一带的旷野中的隐居士们（如圣安多尼）、中古世纪时出现在欧洲各地的隐修院（如本笃会、克吕尼会、加而默落会）、十六世纪后出现的以传教为宗旨的修会会院（如耶稣会、巴黎外方传教会

同时还指出：我们不能完全注重于对内，我们的口号应该是七分对外，三分对内；因为所谓传教工作便是向外传，自耶稣以至近代外国传教士，他们干的工作，多半是打出去；闭关政策与传教工作是处于相反地位的，我们必须推翻它

为了保证你们在基督内的救恩使命得以持续和发展，你们应该竭力培植司铎、会士的圣召，尤其注意传教士的圣召（《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15）。

他于1596年认识了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郭居静，开始知道天主教教义和西方科学。1600年，他在南京结识了天主教耶稣会士利玛窦，进一步了解了圣教教义。1603年，他在南京受洗入教。

首先，由于中国政府明令禁止外国来华传教，传教士不再是中外之间的主要精神纽带。

大家都知道，是我们天主教的传教士最先着手将圣经翻译到中文的，但在文化界影响最大的却是马礼逊牧师和基督教弟兄们的翻译工作。大部分学者所引用的圣经都是基督教（誓反教）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