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到奥力振对教会神学的重大影响。这个影响到底是什么呢？教宗说：“主要的是建立解释圣经的神学。对他来说，从事神学研究工作就是解释、了解圣经；或者可以说，奥力振的神学就是神学与解经学的完美交融。

与大赦一起，成了获得慈悲的重大机会。如今，为了获得大赦，你只需朝圣一次禧年大殿，祈祷，告解，并领圣体。

相反，正是在这个视野中纳入大公运动、跨宗教及与多种文化对话的重大议题。在此背景下，也寻求履行伯多禄职务的形式，向大公行程的“新局面”开放，迈向基督徒有形可见的合一（102和107号）。

今天的名单中，教宗方济各继续体现了这一原则，无论是意大利还是其它国家的所谓枢机主教教区逐渐消失。

至少两个世纪以来，天主教视本身为堡垒，抵挡有害的自由及民主原则散播，并紧守君主政体及贵族的世界观，以享有特殊的公民、文化及政治角色。在梵二会议，主教们取消这种针对现代主义所作的长期而徒劳无功的斗争。

它也必须指引每一个行动的原则，并且是每一个行动所必须导向的目标。当我们以爱德的观点行事，或受爱德的感召而行事，没有一件事不适宜，每一件事都是好的（60）。

教会从一开始，就把福音中的原则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在「宗徒大事录」中读到的一样。今天，由于医疗照顾情况的改变，在各个医疗机构服务的医疗照顾工作者以及当地的教会团体间必须有较密切的合作。

好在法庭最终裁决，建监狱里的好贼教堂，是保障囚徒们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并不违反政教分离原则。接下来，神父几乎用尽一切办法，乞求募款，也从倒塌的旧谷仓旧房舍取得旧木料。

对此，我尤其愿意重申世界人权宣言清清楚楚所确立的原则。基本人权放诸四海偕准，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因为这与最重要的人性关系，也就是与天主的关系有关。

神父只给了一个“原则”，这是充分尊重她的自由，给她一个自主的选择机会。若直接告诉她该做或不该做，她最多只能在“听命”与“不听命”之间作出选择。行为本身的是非功过没必要让神父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