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下的文章中，我希望表明，这四项理念也契合基督教神学的内涵，基督宗教的神学也能为一带一路建设作出实质性的贡献。

1615年金尼阁神父著《基督教远被中国记》，这是欧洲人第一部叙述中国基督信仰情形的汉学书。同年，教宗保禄五世批准将《圣经》及弥撒经译成中文，便于以中文行圣事，传教士译出大量完整的中文译本。

我国现存宗教中，除道教产生于本土外，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都是历史上先后由国外传入的。纵观中国宗教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探索适应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的历史。

4因此，基督教的神学家迪特里希‧潘霍华（DietrichBonhoeffer）提醒我们：「在共融当中，我们应该为他人做的首要服务，就是去聆听他们。

在堂门口，我们遇到了几位来参观的基督教朋友。当获知我们是从光启社过来时，其中的陈柏仲弟兄马上询问我们是否认识丁松筠神父，并兴奋地说道：我们这代（台湾）人是看着丁神父的电影长大的。

1949年共产党执政，多番强调「中国的爱国人民并不认为天主教和基督教是应当禁止或排斥的宗教，仅仅反对帝国主义者利用它们的教会来进行侵略」，发起反帝爱国运动[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许多堂区团体的成员也积极参与组织及协会以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当我对这些重要的成就深表赞赏的时候，我催促堂区团体勇敢地坚持他们正在为移民做的工作，帮助提升符合人性和他的灵性召唤的生活品质。

因此利玛窦向其上司范礼安请求换上儒服，穿上儒服后的利玛窦尽力多与有影响力的士大夫结交，且钻研儒家经典，向人们表明他既是神学家也是儒者，以此增加士大夫对他宣讲教义的认同感[孙尚杨，《基督教与明末儒学》（北京

“基督教神哲学真是博大精深！但具体实践福音肯定还会有许多难题，我们既然听从主的召唤，一定义无反顾不再回首。”修生这番内心表白，使我联想起半年前认识的一位山西榆次教堂小修院备修生赵鸿罡来。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村子里来了两位基督教传教士，开始传福音，小孩子们都不太懂得信仰是什么，也从未听说过信仰这回事，只是觉得每到主日天看到传教士，都会从他们那里拿到一些漂亮的小卡片（圣像）、小礼物等，便高兴得手舞足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