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之余，他准备去多芬的路维斯朝拜圣墓(圣若望弗朗西斯瑞吉斯，一位耶稣会的传教士)。他上路了，沿途乞讨，这也许是受到了他曾听说过的本笃若瑟拉巴尔的事迹鼓舞。但是别人把他看作一个贼，而拒绝向他提供食宿。

“劳神父”名叫劳积勋（LouisFROC，1859-1932），法国布雷斯特市（Brest）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徐家汇观象台第三任台长，长期主持上海的气象观测事业。

如果基督徒认为这些礼仪的确含有迷信成分，那就禁止参加，如果怀疑其含有迷信成分，也应禁止参加，但传教士们可以豁免。在今日来看，这种回复的确是对教会“事实怀疑”原则的非常明智的运用。

出12,21-23叙述的重心不是埃及长子被杀，而是以色列子民的被拯救。

其实，在明代的传教士中也不乏其人。利玛窦神父对中国文化的观察也是细致入微。罗明坚神父更加直接地断定，他们唯理性是从，按照格言与结论行事，在道德方面身体力行，洁身向善，并把大部分的精力用于钻研文科学问。

指不出来的原因就是从1949年到现在，我们国家不允许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在中国没有外国传教士的情况下，出现了几千万基督徒，这个责任应该由哪个国家、哪个宗教组织来负？谁应该对此负责？

国内精美的教堂主要还是传教士们留下来的，新的成为典范令人赞叹的教堂还不多。就是现有的教堂，我们也没有充分地加以利用。大部分教堂出来主日崇拜和平时固定聚会外，大部分时间都空闲着。

在圣母显现（1531年）后的十年中，还是这些传教士，但竟有八百万印第安人领洗奉教。

从唐朝的聂斯多略到元朝的孟高维诺，从明末的利玛窦神父到新中国时代的一批批传教士与国籍神长，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为教会的生存发展所走过的艰辛历程。这些珍贵的历史经验非常值得我们今日借鉴学习。

就中国而言，除部分传教士之外的欧洲人其实尚无法从中国内陆获取实际利益和形成切实感受，他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中国沿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