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应当“本地化”，传达出“教会的信德”，“触碰到天主子民的生活，展现出其真实的灵性本质”。

蔡惠民副主教表示，神学会议亦有反思这课题，他指内地近年强调的宗教“中国化”，引来了误解，神学会议则给予澄清，“‘中国化’与教会一直强调的信仰‘本地化’，并非互相排斥，这是自然的因果关系，即教会真诚在自己的生活中活出并见证信仰

短短三四天，虽然一天一地，但还是非常高兴有机会深入四地教会，大致了解利玛窦为中西文化交流和为福音扎根中华大地及教会本地化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刘国鹏，《刚恒毅与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页63]　　可见外国人当时民族优越感非常大，有意要中国跟随西方神学教育制度。

后来兴起的法国“形象派”耶稣会传教士把利玛窦的适应本地化的传教策略更推进一步，他们认为可在中国的古代经典中找到隐含着的对“天主三位一体，天主圣子降生成人”等奥迹的启示，如从中国的象形文字中窥测天主启示的奥秘

纳米比亚的塔申达主教谈了信仰本地化与圣体圣事的关系，他说，这个课题对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地方教会非常重要。6位发言的旁听人士中主要是男女修会的会长。其中一位发言人佩特罗济修女所谈的内容最令人感动。

我们天主教的圣秩和修会会士也应该从中受到启迪，这也是信仰本地化的重要课题。

因此，迫切需要“信仰新的本地化”，它有助于创建渗入本地文化因素和基督讯息的新团体。堂区团体尤其能成为“一个有效具体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能够推行真正的相遇的教育”，一个“接纳的文化”。

他们从修会早期历史、本地化、禁教时期、地产及总务、汉译《圣经》、文献专题及其在大陆各地区的服务作主题介绍。

他们从修会早期历史、本地化、禁教时期、地产及总务、汉译《圣经》、文献专题及其在大陆各地区的服务作主题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