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今世界不断地发展，因此，有些传教士心中浮躁，认为传教无希望，跟不上潮流，教会世俗化了，没治了。但为何不把中国佛教留给后代的中国人的那份潇洒自在继承下来，并发扬在福传事业上来呢？

他尤其爱看《圣人传记》，他说：“当初那些外国传教士离家弃国，飘洋过海来到中国艰难福传，有些竟然死在了中国，永远地睡在了中国的泥土里，与国与家永久诀别，这种为福音舍弃一切、不畏艰辛、不惜生命的精神给了我很大鼓励

从1920至1954，共有150位高隆庞传教士为中国服务。1950年代后，高隆庞修女们留在香港从事医院、教育和社会服务工作。

绝望之余，他准备去多芬的路维斯朝拜圣墓(圣若望弗朗西斯瑞吉斯，一位耶稣会的传教士)。他上路了，沿途乞讨，这也许是受到了他曾听说过的本笃若瑟拉巴尔的事迹鼓舞。但是别人把他看作一个贼，而拒绝向他提供食宿。

传教士要深入世俗社会，修士们则远离人烟。尤其在经历法国大革命以后，修道院选址的第一标准是和平安宁之地。当时的中国已经经历了三百年稳定的满清统治，有的是人迹稀少的深山老林。

早在19世纪，比利时的传教士就来到了集宁地区，修建教堂，传播教义，当地的教堂就修建于民国时期。

“劳神父”名叫劳积勋（LouisFROC，1859-1932），法国布雷斯特市（Brest）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徐家汇观象台第三任台长，长期主持上海的气象观测事业。

如果基督徒认为这些礼仪的确含有迷信成分，那就禁止参加，如果怀疑其含有迷信成分，也应禁止参加，但传教士们可以豁免。在今日来看，这种回复的确是对教会“事实怀疑”原则的非常明智的运用。

其实，在明代的传教士中也不乏其人。利玛窦神父对中国文化的观察也是细致入微。罗明坚神父更加直接地断定，他们唯理性是从，按照格言与结论行事，在道德方面身体力行，洁身向善，并把大部分的精力用于钻研文科学问。

指不出来的原因就是从1949年到现在，我们国家不允许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在中国没有外国传教士的情况下，出现了几千万基督徒，这个责任应该由哪个国家、哪个宗教组织来负？谁应该对此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