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的现象就是所谓现代的交通变革。麦哲伦发现海洋是全球相通的之后，环地球的航行就成了事实。从此，人类从地区交通发展到了全球交通。然后，又有了今日的全球化空中交通。

我在想，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社会处境中的圣召观念是否也会经历一场变革？或者干脆说中国会有修院圣召的入学危机吗？显然，我在这里考虑的是一胎制、城市化与献身生活之间的冲突。

我于1958年进入初学院，因此经历了（梵二）大公会议的所有变革。我参加了柯文柏神父（Kolvenbach）的选举，当时已经有一批西班牙耶稣会士指责耶稣会背叛教会。

这一变革至大至深，无论是就具体的现实层面，还是就文明层面，都无不牵一发而动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