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58年进入初学院，因此经历了（梵二）大公会议的所有变革。我参加了柯文柏神父（Kolvenbach）的选举，当时已经有一批西班牙耶稣会士指责耶稣会背叛教会。

这一变革至大至深，无论是就具体的现实层面，还是就文明层面，都无不牵一发而动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