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也不可忽视东正教会历史上积极性的行动，早在1902年，君士坦丁堡（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的东正教会宗主教发表通谕督促与其它教会进行接触，1920年，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宗主教会议发表通谕，邀请所有基督教会彼此开放

各堂区大力推广圣经研读和圣经研习班，重温启示宪章和天主的话劝谕精神，发现并寻找天主启示在今日教会的价值和意义及对信仰的反省。利用2013年暑假，举办夏令营，坚固人们信仰的同时，从中发现圣召加以培养。

教宗保禄六世在其劝谕《玛利亚的敬礼》（1974年）中特别提到了这点。后来极其热爱诵念玫瑰经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又在《童贞玛利亚的玫瑰经》牧函（2002年）里再次重复了保禄六世的观点。

教宗方济各在2015年发行的通谕《愿祢受赞颂》（Laudatosi’，以下简称LS）中警告说，技术可以阻止人们“直接接触他人的痛苦、恐惧和喜乐，也毋须直接面对他们复杂的个人经历”，并可能会增加“有害的孤独感

4、他要求父，赐给一位护慰者，使他永远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决不撇下他们为孤儿，他便是真理之神，训慰之神。

史蒂文艰难地向我表达他怎样在这一个“极其可怜的心理治疗专家”（史蒂文这样描写他）的训练下，再次“重温’了我猥亵他的那个过程，随之，就把我送上了法庭。

11.我们不要忘记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在他第二份通谕《富于仁慈的天主》的伟大教训。这通谕的问世，是大家意想不到的；其主题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我请大家留意其中两段。

在国家意识形态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被以国家的力量予以经典化和神圣化，对孙中山本人的崇拜开始替代清帝国以前对孔子长达两千年的崇拜，而政府的施政理想和规划也务求以孙中山的革命三段论——军政、训政和宪政

之后1724年雍正帝、后来乾隆帝亦下谕禁止传习天主教。[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页149。]

今天的世界虽普遍世俗化，但对标记性语言仍然很感兴趣（参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奉献生活劝谕》）。换言之，基督徒的生活者本身就是标记——做光做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