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可能也要问：为什么皈依了基督大公信仰，又如此良善心谦的杨老师却遭受了那么多的艰难考验？晚年又得了绝症，遭受了这么多的痛苦和不公正的待遇？

而自他领导以来，教会变得更具活力，这是自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1962-1965）以来前所未见的情况。身为天主教《宇宙报》罗马通讯员，我有这份殊荣目睹这一切事情的发生。

在梵二大公会议前的礼仪运动中，曾有一些礼仪学者以不同的名称，来讲解礼仪年。此名词首次在第十七世纪时出现，之后藉盖郎惹神父的十五册巨著「礼仪年」传布开来。

这一天上午教宗在美丽的里根斯堡的伊斯格林大广场为30万人举行弥撒圣祭；下午访问他曾担任教义神学讲座教授和副校长的里根斯堡大学，在大学大礼堂会晤科学界人士；傍晚则在当地圣伯多禄主教座堂与誓反教各宗派领导人士一同举行大公合一晚祷活动

走出圣堂门，便瞻仰正上方圣比约十世教宗的牧徽雕刻，这在国内外教堂设计史上实属罕见，表达天主教会是从宗徒传承下来的，传承着正统大公的信仰精神。

从大公会议文献这段话，我们清楚看出教会存在于三种状态中，即现世旅途中的教会，结束此生，正在净炼的教会，以及已在天上享受永恒光荣生命的天上教会。

在缅怀利玛窦神父逝世400周年之际，每个基督徒应遵循梵二大公会议：适应时代，改革开放，开展对话的训导。

在梵二大公会议前的礼仪运动中，曾有一些礼仪学者以不同的名称，来讲解礼仪年。此名词在17世纪首次出现，之后藉盖郎惹神父的十五册巨著“礼仪年”传布开来。

他于1274年在举行里昂第二届大公会议时，颁布了《那里有危险》（CostituzioneUbipericolo）法令，正式设立选举教宗会议，并为会议制定了详细的规则，规定在教宗去世后10天，枢机们在教宗去世的大楼中聚集

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后，教会本地化建设多集中体现在礼仪改革上面。台湾教会从本地化神学理论的思考和本地化礼仪精神的实践两方面做了许多尝试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