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基督教会代表在场参礼，其中包括东正教大公宗主教代表延纳迪乌斯（Gennadios）总主教和圣公会坎特伯里总主教代表大卫·莫克森（DavidMoxon）总主教。

梅洛尼神父继续表示，“这意味着找到新的行动方式，从而在梵二大公会议教导以及大公会议后历任教宗教导的光照下、本着伯多禄继承人及其服务机构的教会共融，充分体现其更新的传教性的和培育性的身份。

“梵二大公会议说明，共融阐述了教会本身的性质，同时表明教会接受了‘宣布基督及天主之国，以及在各民族中建立的使命。’

8.在1962-1965年拉辛格担任科隆枢机主教的秘书，以顾问和智囊团的身份参与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在教会圈内被广传，当时他只有35岁。图为时任科隆枢机主教CardinalJosefFrings。

教宗强调：这个日子的选择绝非偶然，因为这一天是梵二大公召开会议五十周年，值得教会以信德年的形式隆重纪念庆祝，使之成为重新激发信徒信仰的契机，焕发日益坚定的福传精神。

中国天主教要想从礼仪上，满足地方教会的牧灵、福传和发展需要，要想与普世教会在礼仪理论与实践上全面接轨，并尽早实现梵二大公会议提倡的礼仪本地化，就需要在此成果的基础上，重视培养包括平信徒在内的一批更专业的礼仪学人才

另一些神学家，随从多玛斯及特立腾大公会议的主张，认为神父的职责首先是行圣事。他们主张圣体圣事是作为神父特别的一个职责，根据教会中世纪的说法，圣事是为了民众的利益，除非滋养了民众，否则圣事是毫无果实。

期望你们透过运动的艰辛，能体验到天主的关爱和弟兄姐妹的友谊。

期望你们透过运动的艰辛，能体验到天主的关爱和弟兄姐妹的友谊。

这次的运动，作为倡议将穆斯林教徒和基督徒宗教皈依的一部分，被民族主义活动人士视为回归印度教，已在少数民族和社会评论员中间造成大范围的恐惧，他们担心会对印度这个世俗国家的社区关系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