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后，以“赶上时代”为口号，却放弃了“信仰的时代精神”，所以，我们中间的“专家”、“学者”、包括有些主教神父们，花很多的时间学习各种社会学科的知识，而在自身的信仰和圣经灵修等方面

注：[22]参看「礼仪」n.41;「教会」n.11;「司铎」nn.2,5,6;「主教」n.30;「大公」n.15;圣礼部，《圣体奥迹训令》(Eucharisticummysterium),1967/5/

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后，教会本地化建设多集中体现在礼仪改革上面。台湾教会从本地化神学理论的思考和本地化礼仪精神的实践两方面做了许多尝试和创新。

在天主教梵二大公会议之前，于主教已早有真知卓见，率先提倡宗教「融和合作」运动了。

他在第1届世界家庭大会的两天庆祝活动中说，家庭是一个小型教会，并指出：大公会议文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中，以一整章的篇幅来谈推动家庭发展、促进家庭尊严课题；他提到教宗保禄六世的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明确地提醒我们：整个基督徒团体都有培植司铎圣召的义务，首先应以完善的基督徒生活来推进（《司铎之培养法令》，2）。

此时神学院中气氛动荡不稳，大公会议后腐蚀性的激动更深刻影响着修士。

（扩展阅读《现代》47-52)大公会议将婚姻解释为共同生活和相爱的团体，重申爱是家庭的核心，夫妻真正之爱意味着彼此的自我交付，而且涵盖和整合了性与情感的层面，与天主的计划呼应。

今天，我们也按照优良传统，以特殊的方式与君士坦丁堡的大公宗主教区团结合一。伯多禄和安德肋是兄弟，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在各自的节日上进行兄弟般的互访。

教宗阐明，正如大公会议的神长们在《信仰自由》宣言中所表达的，耶稣为真理作了见证，却“不愿用武力强加给那些拒绝真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