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中国所有修院都跟随欧洲修院的制度，基本分为备修院、小修院与大修院，在备修院中学生需要学职本土语言及文学，拉丁文、数学、科学、历史、地理等，在这里学习基本知识及拉丁文，并体验团体生活，以评审学生是否适合进小修院学习

就在传教士的活动在中国本土遭遇挫折的同时，这一时期返回欧洲的传教士却把这批“天学”书籍陆续带回欧洲，其中最有名的传送者是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Couplet，1623～1693）与康和子（CarloHoratiidaCastorano

中国本土此时的反基督教文化与西方的同类文化并无沟通，见解却惊人的一致，20世纪西学系统传播过来以后，中国知识界和政治界接纳欧美非基督教和反基督教文化的态度可以说是与之一拍即合，许多学者批评基督教的立场与明清时期士大夫的观点也异曲同工

31在韩国本土，教友们参与（主日）弥撒的比例为27.2%。身居海外的韩国教友因远离祖国家乡，其进堂参与弥撒的比例一般高于本土，但现实是，在华参与主日弥撒的韩籍教友人数远远低于韩国本土进堂人数。

一个外国传教士把他们毕生青春和全部的生命都奉献给中国教会，我们作为一个中国本土的神父在完成学业之后，有什么理由不愿意回到自己的祖国教会，在那里奉献自己的青春和年华呢？

一、耶稣会的文化适应政策原则（一）文化适应美国耶稣会士邓恩（GeorgeH.Dunne）对于文化适应，有一比较清楚的界定：文化适应，应基于对本土文化的尊重。

当代中国邪教有的是本土原有会道门的沉渣泛起，有的是国外异端教派的渗透传播，也有的是新生邪教的滋生蔓延。

六十多年前抗战时期，于枢机在重庆发起了一个宗教徒联谊会，除了道教是本土宗教之外，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新教都是国际性的。我们不代表宗教，代表个人，这个组织现在在台湾还存在。

这一点，无疑应该给作为原始儒家的本源本土的中国以深刻启示。

所以，礼仪本地化是一个本地教会和其成员的责任，因为他们得用本土文化来表达他们信仰生活的经验和感受。所以，教会必须借着文化传统来实现自己和借着福传为世界作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