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李主教来视察教务金神父还陪着去吃顿饭，最近几年连主教也不陪了。但是如果你要是跟他说哪里有个望教的，他就总是不厌其烦地找你、催你，问：“什么时候去呀？”在他的内心只有传教，只有人灵的得救。

1949年他同薛神父一起自山东去菲律宾进修，1951年郭神父经香港回到山东，薛神父后来从菲律宾到了台湾。这对情同手足的神父在天主的护佑下，于不同的环境中工作，光荣天主。

张士江　　“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作用及其影响”研讨会的前五届,曾分别在北京、香港（2次）、澳门和石家庄举办。

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作用及其影响研讨会的前五届,曾分别在北京、香港（2次）、澳门和石家庄举办。

在这方面表现突出的典范有香港特首曾荫权、菲律宾总统阿罗约、韩国前总统卢武泫等，这些人物的表样，成了教会在福传工作中宣讲的最佳范例。

据说有些人拒绝了英国的包机，选择继续留在日本陪伴家人，还有些人因为嫌英国的包机实在太慢，之前已经坐中国香港的包机回去了。

事实上，这是远东地区开展工作的文化特色之一，是需要大量的时间去建立信任，一旦有了信任，就会非常牢固，可以让彼此之间进行快速的互动；犹记起九十年代我在香港时也是一样。

关于都灵殓布，对于我们中国教友来讲，由于香港思高本圣经首页就印有都灵殓布上主耶稣的圣容像，随着圣经的普及，许多人都看到了。就像相信圣经是天主的圣言，也相信都灵殓布上的圣像，就是主耶稣真实的圣容。

我还没有忘记在接近1997年间，香港将“回归”中国主权的时候，许多人思量移民海外，真正离港的人数也不少，其中不乏中产或以上阶层的信友。那时，基督教会圈子内掀起信友应否移民的讨论。

台湾和香港的教会也早已在圣堂内放置祖宗牌位多年，可大陆很多信友，包括神职人员，还在为采用中华民族传统习俗敬礼祖先是不是迷信这件事争执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