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的新教运动使北欧大部分民族脱离了罗马，之后的脱利腾大公会议刷新了教会。而16至17世纪则是公教会历史上福传的最佳时期之一，比如传教大主保方济各沙勿略在印度曾经一天为数千人付洗。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相遇文化，因为“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热衷于想要见面、寻找接触点、建立桥梁、规划涉及每个人的事情”（FT216）”。

随后，这位耶稣会神父的弟弟，一位用自己的轮船征服过世界的无神主义者，也经历了类似于兄长的命运；幸运的是，他最终以奴隶的身份被一位老修女收留了。弟弟为自己能幸存下来而深感幸运。

在他的同学中，不乏现代主义者，甚至有被绝罚的，比如著名的历史、哲学和神学家艾尔内斯多·博纳尤蒂（ErnestoBuanaiuti）。

首先，圣言降生的奥迹本身已经解释了为什么教会和她的礼仪要使自己适应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去。

不同文化的民族还会给感恩祭注入新的活力。但是，在近代，由于被误导的创造性和对礼节的反对情绪，滥用感恩祭的事件时有发生，教会因此确立了举行感恩祭的规范。任何人都不得低估此一交托在我们手中的奥迹。

这位德裔教宗的决定显现了德意志民族大思想家和哲人特有的信念和意志，其历史性迅速被世界一流政治家们所领悟和确认。教宗在2005年4月19日被选举为教宗时，本人正好在德国汉堡。

圣神令这些困苦的考验，转化成恩宠的时刻，使他们利用这机会向其他民族宣扬主的名，如此信友团体的范围不断扩张。

走到每个参观的圣地，都有来自五湖四海，不同言语，不同民族，不同肤色和发型的信徒，排着长队，平静而虔诚有序地等待着朝拜并亲吻圣地及圣物。

然后，天主却因着他信德的回应，降福了他及他的子孙后代——以色列民族。如果当时亚巴郎不肯做出回应，可想而知，后来的情况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