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教友会讲普通话的也很多，我们有一些大活动的时候，他们也跟着一起庆祝。信仰给了每一位基督徒一个共同的家，信仰是维系所有基督徒团结友爱的纽带，让我们在这个家里共同走好信仰之路。

，他曾多次前往动荡不安的中东执行重要任务教宗方济各具有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决定，重新勾画了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的领导层：斐洛尼枢机继续领导传信部、坦桑尼亚籍总主教普罗塔西奥•鲁甘布瓦为秘书长，接替香港的慈幼会士韩大辉总主教

香港教区徐锦尧神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教会不缺少神父，而是缺少好神父。周至教区南于村会本堂卢阿昌就是这么一位让人称道的好神父。

很喜欢一位叫郑秀文的香港歌手，她曾大红大紫，被称为“百变天后”，却在患上抑郁症后一蹶不振。后来她通过朋友认识基督，成为基督徒，是信仰让她走出抑郁阴云。

培育过程相当艰辛，随着内战的升高，为了逃离战乱的威胁，修道院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当时耶稣会中华省会长蒲神父明智的抉择，由北平将我们这批年青修士撒退到上海徐家汇，辗转到香港、澳门，在菲律宾马尼拉新乳（Novaliches

我以为学习圣经要采用香港思高圣经学会的思高版的《圣经》为好，这本《圣经》在翻译方面要严谨得多。再就是在“信德”上开辟学习圣经的园地，介绍一些圣经方面的知识，在这方面大有文章可做。

我们曾请香港圣神修院给设计课程，相信对神父的培训工作很快就会做起来。提起修女，我老觉得对不住她们，他们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而对她们的培训工作起步却有些晚。最初是由我给她们讲灵修，但很不系统。

巴黎外方传教会神父发展各方面的工作：地方教会的开端，神职人员和教友的培训，教育与社会服务，包括保护少数民族；在文化与科学界，有不少杰出会士，包括语言专家，植物家（其中一个发现香港紫荆树），建筑师等等。

但出于复杂的政治原因，新中国不允许外籍传教士进入中国，1957年，55岁的艾伟德在中国的南部沿海兜了一个圈子后，入境无望，只好进入香港，在她看来，进入英控的香港也就是踏上了中国土地。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府很快恢复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天主教上海教区的教务活动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当时张家树主教等从长远考虑，把培养年轻一代神职人员作为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