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的新教运动使北欧大部分民族脱离了罗马，之后的脱利腾大公会议刷新了教会。而16至17世纪则是公教会历史上福传的最佳时期之一，比如传教大主保方济各沙勿略在印度曾经一天为数千人付洗。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相遇文化，因为“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热衷于想要见面、寻找接触点、建立桥梁、规划涉及每个人的事情”（FT216）”。

首先，圣言降生的奥迹本身已经解释了为什么教会和她的礼仪要使自己适应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去。

然后，天主却因着他信德的回应，降福了他及他的子孙后代——以色列民族。如果当时亚巴郎不肯做出回应，可想而知，后来的情况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这位德裔教宗的决定显现了德意志民族大思想家和哲人特有的信念和意志，其历史性迅速被世界一流政治家们所领悟和确认。教宗在2005年4月19日被选举为教宗时，本人正好在德国汉堡。

圣神令这些困苦的考验，转化成恩宠的时刻，使他们利用这机会向其他民族宣扬主的名，如此信友团体的范围不断扩张。

山西天主教各教区得益于华夏文明三晋文化，各堂口历年来都先后有过民族乐队、锣鼓队、管乐队。

山西天主教各教区得益于华夏文明三晋文化，各堂口历年来都先后有过民族乐队、锣鼓队、管乐队。

摘自：2009年11月10日《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第7版（作者/周芳）

的确，圣母曾多次保护了这个并非强悍的民族。1655年，当瑞士军队侵略柴斯托赫瓦时，波兰战士们跪伏在圣像前为祖国的解放慷慨激昂地祈祷，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藉着圣母玛利亚的助佑，敌兵节节败退，仓惶而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