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甚者，还有人有意无意地将慈悲视为软弱，将宽恕看作妥协，总喜欢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挥舞着教条和伦理的大棒来斥责他们眼中的罪人，却忽略了如何去同情他们的不幸并帮助他们的亟需。

又加以说明道：大公会议主要目的在推动基督徒信仰的发展，信友生活的伦理革新，使教会的规则适应时代的需要和方法（1959年6月29日）。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圣经上如何利用了东方人的智慧及人生经验，来发挥及教导人友谊的伦理。二、友谊的快乐圣经中提到人间的友谊是快乐的。

这是一个谦逊的准备问题，以接受圣神的恩惠，去把爱和平安的果实传递给别人，给予他们真正的信仰，使人深刻体悟人生的意义，把人领到个人伦理生活的境界，度真正的人生。

它维护天主教伦理与原则、创办社会福利事业。1928年，在华天主教会在北京成立“中华公教进行会”，并在各教区设立分会和支会。

《先贤之信》给我最大的启示是：这一伦理资源的富矿，根本不是有些人津津乐道的秦始皇之后的专制文化，而是先贤时期的信仰文化，那才是五千年中华清澈、明亮、生生不息的文化之源。”

研讨会分为六场五个专题，分别为：中国化艺术篇、中国化文化篇、中国化修院培育篇、中国化历史篇、中国化灵修及伦理篇。来自社会各界的专家学者及教会的神父、修女和教友共19人作了精彩的专题论述。

的确，按照丹麦哲学家齐克果的描写，人生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感性、伦理和宗教阶段。

1978年12月，沙博士出任新加坡天主教大学和华人团体的指导司铎并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东亚伦理基础”课程。1980年9月，沙博士第三次回到巴黎总会院。

这份文件是历时5年的工作成果，一大新颖之处在于它涵盖了近期教宗训导的几项重要议题，以及生物伦理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