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就想，婆婆的钱可能是借的，因为婆婆有四个儿子，短短几年娶了四个儿媳，盖房、添儿孙，一定会有一笔很大的开销，何况他们家又是一般的农户，我不应该再给婆婆增添负担了。想到这里，我就说：“妈！

假如说，本堂区多一个挂名的冷淡教友，不但对他本人得救无益，对圣教会也是负担。

这个政策有双重责任：一方面要有种种创举措施，以减轻年青人成家立业的困难和负担；另一方面要提供给青年就业的机会和住家，开设更多的托儿所和幼儿园，使青年们有力量生养教育子女”。

或许让人思考的，不仅仅是寻找一种正确的信仰，把充满负担的精神予以一种寄托，而且对生命到底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影片都表达了难过而沉默的疑惑。

他解释，香港教区祇有廿八位青年代表前往里约热内卢，规模是上届马德里世青节代表团的十分之一，主要因为很多青年无法负担约三万港元（三千九百美元）的高昂旅费。　　

如果心地不明，我们在尘世所获得的一切就都会成为负担，把我们变成负重的骆驼，而把通往天国的路堵塞成针眼。肖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

这也是天主教一大根深蒂固的死结，往往不理会天主给的恩宠，而硬说天主不给自己才能，在祈祷中把所有的负担都交给了天主……　　还有一种极端亦不可忽视，就是“忽视天主型”。

造成当不成神父修女的修道人心理压力大，生活困难，再也没有热情进堂参与教会的事，对主的信心连普通教友都不如了，白白浪费了大好青春，白白浪费了修院的陶成，甚至精神失常，成为家庭社会的负担。

1996年，段文强来到盈江，希望能找到教会，却联系不到当地的神父和教友，而从盈江到最近的一个教堂开车也得45分钟，何况当地教友相当贫困，对于大部分教友来说交通费用都是一种负担，因此，主日参与弥撒也成了奢望

修院里我们见到两位来自山东的修女，分别已有84、86岁，她们在文革时期修会解散被迫回到自己的家乡，有一位修女在牢房就待了近40年，如今腿脚不方便，自己仍坚持拄着拐杖锻炼，用她自己的话就是自己锻炼锻炼，给年轻修女减轻点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