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我们邻村，有一个男青年不顾神父和家长的反对，硬是和一个外教女孩结了婚。婚后，男青年每逢主日和瞻礼总是罢工进堂参与弥撒，或是学习圣经，妻子因此和他吵架，说他这样耽误工作。

20岁时在母亲的极力反对中加入熙雍之母会，完成哲学和圣学的学业后，23岁发愿，取会名为“厄玛奴耳修女”。随后，1932-1960年，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的“熙雍之母中学”教授文学与哲学课程。

其实，在此之前，圣座传信部曾为印度指定了一位宗座代牧，但因遭到葡萄牙政府及其他方面的反对与阻挠，那位出身“婆罗门”（BRAHMANO）的主教终于败兴回到罗马。

我的母亲和所有亲戚，包括最爱我的伯父和姑母，都反对我入修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我这个外教的母亲来说，让独子作神父确实太不可思议了！

农民协会把菩萨砸了，农民对此反对，敌人攻击共产党欺神灭道，并借机破坏农民运动。毛泽东同志说，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

他们反对邪恶、暴力、杀戮，充当了维护社会正义的良心，传播社会正能量，有力地唤起了人们向善和全社会维护正义的意识。如此，文致和主教及其同伴的牺牲跨越了狭隘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赋予了超性意义。

(箴16：3)以及一切为反对天主的智识所树立的高寨，并掳获一切人的心意，使之服从基督(格后10：5)不仅消极的思想可以被重新校正，而且圣经也教导我们要专注在积极的思想上，因为积极的思想会为我们带来健康有益的情感反应

当时不少人持反对意见。但他说，那么多东正教弟兄姐妹，非常好的信仰，非常朴实的人，都没有地方恭敬天主，我们一直讲包容、讲合一、讲对话，难道教堂就不能和弟兄分享吗？

这一切都引领我们以暴力反对任何我们认为对自己的「确定感」有威胁的人，亦即：未出生的孩子、年长及衰弱的人、移民、我们当中的外人，或是那些不符我们期望的邻人。宇宙万物本身就默默见证了世人爱心的渐趋冷淡。

即使我们在反对他人的邪恶时，我们也不至于做出粗劣和不适宜的反应。我们能以非常有效的方式，重新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会尽其所能，为他人提供最佳的服务，主耶稣便会升华我们的能力，还有我们服务的意愿。